『壹』 戈林为什么实行国会纵火案
1933年3月5日，德国又要进行新的大选了。从1932年最后一次选举看，纳粹党失去了200万张选票，而共产党则增加了75万张选票。这使纳粹党极为紧张，他们要寻找一个办法遏止共产党的影响，并且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2月24日，戈林派秘密警察搜查了共产党在柏林的办事处。然而，这是一个被共产党放弃了的办事处，戈林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戈林仍然宣布他找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共产党要发动一场革命。但是，公众对这件事的反映并不理想，甚至保守分子也对此持怀疑态度。很明显，他必须在3月5日大选前，找到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事件作为彻底打击共产党的借口。
2月27日晚上，凛冽的寒风扫过柏林街头。黑暗中，一小队早已隐藏在戈林家里的冲锋队员揭开地下暖气管道的盖子，一个接一个地钻了进去，这是一条直通议会大厦的地沟。这些冲锋队员每人都携带着易燃物品，迅速地来到了议会大厦下面。他们钻出地沟，把易燃物品撒在所有能燃烧的东西上，然后便悄悄地顺原路返回。不一会儿，一个几天前被秘密警察发现的、神经不正常的荷兰共产党员在秘密警察的精心安排下，偷偷地潜入议会大厦，脱下自己的衬衣把火点了起来。只2分钟的光景，议会大厦已是一片火海了。
戈林比谁来得都早。他头上冒着汗，嘴里喘着气，兴奋得有点失常。他立即断定，这是共产党人干的。他大声对秘密警察头子说：””共产党的革命开始了！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坐等，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共产党的干部一经查获，当场格杀勿论。今天晚上就把共产党议员统统吊死。””不用说，戈林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纳粹党就这样为大选排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后来，在1942年的一次宴会上，戈林酒后露真情，他得意地吹嘘说：””真正了解国会大厦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放火把它烧了。””说完还拍着大腿狂笑不止。
不一会儿，熊熊烈火在国会大厦燃起。在火光中，戈林露出了无比狰狞的面目。作为希特勒的帮凶，戈林为主子献上了一份丰厚的礼物。
『贰』 国会纵火案是谁指使的
国会纵火案 1933年2月27日，柏林国会大厦。 当晚9点27分，剧烈的爆炸掀翻了议政大厅的玻璃圆拱顶，纵火焚烧国会大厦的荷兰人马里努斯·范·德·卢勃被警察当场逮捕了。很快赶到现场的国会议长戈林兴奋地说：“这是共产党起义的开始。”而卢勃就是受共产党指使来焚烧国会发出起义信号的。随后赶到的希特勒大叫：“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必须枪毙！所有的共产党同情者都必须关起来！社会民主党分子也要遭到同样的下场！”当天晚上就逮捕了四千多人。第二天，以对付这场纳粹捏造出来的“共产党起义”为借口，希特勒说动了内阁一起劝诱兴登堡签署紧急状态法令，中止了魏玛宪法赋予公民的大部分政治权利。 1933年3月1日，柏林阿德隆饭店。 “内阁和总统犯了一个大错误。”卡尔巴赫在菩提树下大街著名的阿德隆饭店发表声明说，“无论任何理由都不应该中止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纵火事件的调查完全可以在非紧急状态下正常进行。希特勒想借机消灭政治对手，搞乱3月5日的国会选举和3月10日的全民公决《公理化法》。我这里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得逞，无论国会选举结果如何，《公理化法》的通过都将遏制他正在建立的恐怖统治，到那时他提出来的紧急状态法就自然无效了。德国公民们，在这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正义与邪恶，自由和奴役，专制独裁还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最广泛的民主，都取决于你们的一念之间、一票之间。拿出你们的良知、理智和勇气，让伟大的德意志祖国成为第一个实行公理化法直接民主制的幸福之邦，让我们率先占据这一至高无上的骄傲的位置，向全世界光荣地垂范。上帝仁慈的目光注视着你们，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会紧紧跟上来的。 “自由、民主和公理万岁！” 这一极具震撼力的呼吁很快传遍了全德国，不但受迫害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看到了希望，连被纳粹褐衣冲锋队、黑衣党卫队褐黑色浪潮冲击渗透的绿衣警察和灰衣国防军都有许多人表示拥护，为之欢呼。特别是国防军，据说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将军已经表示不能任由紧急状态持续下去，军队有可能一改置身事外的态度出来干预局面。前总理勃鲁宁也及时发表声明支持卡尔巴赫，加上国际舆论的压力，希特勒借紧急状态拖延、取消全民公决《公理化法》的图谋落空了，而在3月5日的新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也仍然没有赢得大多数席位。 透过重重黑暗，历史似乎已经把一个无限光明的机遇交到了德国六千万人民手中。 1933年3月21日，德国波茨坦卫戍部队教堂。 新一届国会开幕的盛典在即，身着燕尾礼服的希特勒却精神萎蘼，像已经垮了。教堂外，已被定为官方旗帜的卐字旗和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高高飘扬，冲锋队、党卫队和国防军并肩肃立。教堂内，一片制服金饰和勋章的光芒耀眼夺目，旧帝国时代的老元帅和将军们济济一堂。在这喜庆的气氛中希特勒却颓丧得想自杀，如果说他以前曾几次嚷嚷过的自杀未必就是真的自杀，那么，这一次不嚷出来的自杀倒很可能要付诸实施了。 希特勒仇恨卡尔巴赫，这个人从第一次在慕尼黑见面起就注定是他的克星，并且多年来他使尽了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都奈何卡尔巴赫不得。他又转而怨恨国防军，尽管他一上台就向将军们许愿讨好，他们仍然没有完全站到他这一边。他也不满那些滑头的大工业家大资本家们，尽管他们资助了纳粹党，但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他们同样资助其它政治派别包括泛公理化运动。他还担心自己的许多意志不坚的同党部属，当《公理化法》得到通过并有效实施后，这些动摇分子很可能就会抛弃他倒向敌人一边。国会开幕前将接到柏林的消息，就是对3月10日《公理化法》第一阶段程序性投票的最终统计结果，这次投票选民只需要在“少数服从多数”或“多数服从少数”之间任择其一即可，但真正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实体性投票正式表决《公理化法》，这个可以预料的结果决不是希特勒愿意拿来献给他已经控制的新国会开幕的礼物，所以新任宣传部长戈培尔精心策划的笼络兴登堡和旧帝国保守势力的隆重热烈仪式也不能让他打起精神来。 兴登堡就要到了，这时候胸前缀满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卡尔·弗里德里希勋章、刻有剑的蔡林格狮子勋章、刻有剑的三级霍亨佐伦王室勋章和功勋奖章的肥胖的戈林气喘吁吁跑来，他的这些勋章有一个单位叫“一戈林”，像一伏特、一安培一样，表示“一个人在不致脸朝下跌倒的时候胸前能挂住的最多勋章”。戈林大声叫喊着：“元首，我的元首，计票结果出来了，他们选择了少数！他们选择了多数服从少数！我是说：他们多数人选择了多数服从少数的原则。” 希特勒一时间怔住了没反应过来，更不明白这个结果将意味着什么。和周围几乎所有人一样，他已经作好了接受一个自然而然结果的准备，这个结果未经投票就已经在古希腊城邦民主中使用，曾在雅典以陪审团中二百八十票对二百二十票的多数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并作为人们确信无疑的原则一直沿袭了千百年。然而卡尔巴赫的公理化却要求对这个天经地义的原则也得经过人的认证，更没想到的是还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大家一阵发愣过后，读过好几个大学总算不负其博士学位的戈培尔想到了一句最有概括力的话，这句话显然胜过了他无数次张开“一个戈培尔”嘴巴的演讲——这又是人们给“一个人嘴巴能够张开到不至于扯破的宽度”制定的单位：“我的元首，这是一个悖论，这是一个‘罗素悖论’！” 这是一个政治学和法学中的“罗素悖论”。如果多数人选择“少数服从多数”，同时意味着少数人选择“多数服从少数”，这都不会出现悖论。但如果多数人选择“多数服从少数”，同时意味着少数人选择“少数服从多数”，那么，无论我们认为“多数服从少数”原则成立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成立都会导致不可避免的逻辑矛盾。当“多数服从少数”原则成立，这次投票结果就要按这一原则即按少数人意见进行选择，而少数人投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票，选择结果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与一开始假设成立的“多数服从少数”原则矛盾；当“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成立，这次投票中多数人投的是“多数服从少数”的票，按多数人的选择又是“多数服从少数”的结果，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矛盾，成了一个有点像归结到哲学上的“鸡生蛋蛋生鸡”的恶性循环和自指性缠绕。两个原则不能都不成立，也不能都成立，但无论哪一个成立都要走向自身的反面。希特勒等人给弄糊涂了：“那么以后的《公理化法》正式投票到底是要按多数服从少数还是少数服从多数？” 戈培尔兴高采烈地说：“既不能按多数服从少数，也不能按少数服从多数，我的元首，就让卡尔巴赫自己对自己说‘我这句话是假的’，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想飞上天一样去发疯吧！《公理化法》的投票进行不下去了，我们可以继续实行我们的紧急状态法，我们还要国会通过新的《授权法》授予元首更大的权力。” 希特勒：“我们在国会里不占绝对多数，这意思是说我们可以用多数服从少数原则让国会通过《授权法》？” 戈培尔：“没必要，我的元首。我的意思是说您现在怎么做都是对的，如果我们占多数，那您就可以说要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如果我们占少数，那您就可以说要用多数服从少数原则。即使我们的人数和对手一样多，您也可以说那就听我的，在一个悖论之下任何荒谬的结果都是有可能出现的。总之现在您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您的旨意行在德国，就像行在天上；您的旨意还将行在全世界，就像行在德国一样。嗨！希特勒。” 周围抬起了如林的伸直的手臂，在一片“嗨！希特勒”的山呼万岁声中，希特勒重新趾高气扬地主持了开幕庆典，又虚情假意地恭维兴登堡——两天后他就全面架空了这位老总统。在最后就《公理化法》的投票结果发表讲话时，希特勒傲然宣称：“这其实已经结束了卡尔巴赫的所谓泛公理化直接民主制，旧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也被埋葬了。未来一百年，不！一千年之内，新的第三帝国如果还需要一种民主的话，那就是我的民主，希特勒式民主！” 1933年4月8日，德国巴伐利亚邦柯尼希湖柯尼希斯采饭店。 3月10日卡尔巴赫是在收音机里听到《公理化法》第一次投票的统计结果的，那时他在慕尼黑，已经在积极准备下一阶段的投票了。听到消息后朋友们都劝他去度假休养一段时间，他来到了阿尔高山地区的柯尼希湖，住进湖畔一家叫柯尼希斯采的饭店。 壮丽宁静的自然景色并没有使他从失败中逃避出来，只能使他陷入更深的自省和反思。他曾风闻希特勒私下说过的话：“人们的地位越低贱，对参与某项比他们高贵的事业的欲望就更强烈。如果我能说服他们相信德国的命运危在旦夕，那么，他们就会成为某项不可抗拒的运动的一部分，这运动还可包括所有阶级。”这是他和希特勒共同的出发点，他的泛公理化运动在这方面也差不多和纳粹运动做得一样好，那么，他们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卡尔巴赫在盛大集会上的公开演讲不如希特勒，但希特勒笔下也写不出像卡尔巴赫《公理化法》那样有说服力的鸿篇巨制。希特勒一向认为激情的煽动比卡尔巴赫坚决主张的辩论说理更好，群众不要选择的自由，他们只要一套简单的教义和一个敌人，而且最好是只有一个敌人——树敌太多只会混乱他们的头脑。因此希特勒把纳粹主义变成了一种宗教，把犹太人或马克思主义者树成了敌人——即使没有他也要制造一个出来。而卡尔巴赫从不代替别人思考，他只是把所有事实真相摆出来，让群众自己去判断区分敌友。纳粹还常强加于人“纽伦堡铁处女”（一种中世纪刑具）式的桎梏和肉体的恐惧，卡尔巴赫相信最能感召人的还是“海德堡大酒桶”式的宽容，把尊重、和解既当作手段也当作目的。希特勒认为是说出来的话而不是写出来的文章诱发了所有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卡尔巴赫致力于向人们尽可能全面地讲清楚问题，因此非得有一部形诸文字无懈可击的《公理化法》不可。就这样卡尔巴赫似乎终于找到了泛公理化运动和纳粹运动最本质的区别了：一个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目不识丁的老年农妇也会在衣服上别一枚纳粹卐字章，尽管她对纳粹党真正的宗旨一无所知，而卡尔巴赫要使这个农妇同样信服他，“只有先教她识字”，这也是为什么在泛公理化运动之前开展新国民教育运动的原因。卡尔巴赫一下子感到了深深的悲哀：这个差别甚至大过了他提出来和戈培尔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宣传口号针锋相对的“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公理（集）”的差别。 柏林传来的计票结果同样使他想到了罗素悖论，事实上不用经过投票也完全可以预先知道它的存在，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它会在现实中真的出现。人人都在等待着多数人投“少数服从多数”的票，这仅仅是给一个不证自明的天然合理的原则额外加一道保险。卡尔巴赫听到计票结果的绝望的感觉就像当年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弗雷格接到罗素来信指出悖论时的感觉一样，这个动摇摧毁了集合论和数学基础的悖论改换一副面孔出现，以同样简单、同样直截了当的方式动摇摧毁了政治学和法学的基础。现在卡尔巴赫的桌上也放着一封取来重读的旧信，这是他的朋友维也纳大学的卡尔纳普教授寄给他的，信里有一篇复印的论文，是数学家、逻辑学家哥德尔发表于1931年的《论〈数学原理〉及有关系统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题（Ⅰ）》，论文所起的作用也和当年罗素指出悖论的那封信所起的作用一样，在终结数学上的希尔伯特规划的同时也终结了卡尔巴赫政治学和法学上的希尔伯特规划。这个时候卡尔巴赫在波兰华沙的另一个朋友塔斯基也已经得出了他的“不可定义性定理”，美国的阿朗索·丘奇很快就要提出他和图灵机等价的“不可判定性定理”，加上最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三大定理一起宣告了彻底证明莱布尼茨猜想的希望破灭。 希特勒赢得了完全的胜利，接下来的一切就是按照戈培尔的设想进行了。3月23日国会第一次工作会议通过了《权力授予法案》，把一种近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专制极权集中授予了希特勒内阁，其实也就是授予了希特勒本人。现在别说公理化法，就连魏玛宪法也名存实亡了。3月23日那天的会议是在一排排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冲锋队员和党卫队员逼视下召开的，是在希特勒露出了他的政治流氓和街头暴徒本来面目的威胁谩骂声中结束的。这时候国会里即使有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韦尔斯敢于站起来告诉希特勒，永恒的思想是任何授权法授予的权力都摧毁不了的，甚至像意大利的社会党议员马蒂奥狄那样对法西斯暴政说出：“我提议这次选举无效，诸位先生，请现在准备给我送葬吧！”结局也会像马蒂奥狄自己预言的和已经遭到的一般无二：十天后被绑架，两个月后尸体在河中发现，这一点上希特勒只会比墨索里尼更残暴。没有公理化法的制衡和约束，希特勒大权在握后可想而知的下一步就是把德国“一体化”即“纳粹化”，他要用俾斯麦的铁与血再一次统一德国，为向外侵略扩张作准备。如果说俾斯麦曾经把德国扶上马，那么，他现在已经是把德国绑在战车上了。 从柯尼希湖经德累斯顿返回柏林安哈尔特车站，当面对前来迎接的支持者和朋友们，卡尔巴赫再也忍不住愤然失声： “德国完了！欧洲完了！” “德国完了！” 1933年5月10日，柏林倍倍尔广场。 一卡车一卡车的图书被拉来倒进广场上的火堆里，熊熊火焰映红了一张张年轻狂热的脸，约瑟夫·戈培尔到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焚书的学生们。到现在为止，希特勒已经废除了德国历史悠久的联邦主权.
『叁』 1933年希特勒是如何策划了国会纵火案的
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一手策划了“国会纵火案”。这天晚上，纳粹党头目戈林指挥放火烧毁了国会大厦，然后诬陷共产党，造谣纵火者是荷兰共产党范·德·贝卢。当天晚上就逮捕了1万多名反法西斯战士，在以后的三四个月里，被捕人数达六七万人。
『肆』 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的目的是什么
在1932年11月的德国选举后，希特勒出任政府总理，但纳粹党在选举中并未获得压倒多数，因而定于1933年3月5日举行新的选举。与此同时，P.J.戈培尔和H.戈林为陷害共产党和欺骗群众 ，制造舆论，策划了纵火阴谋。2月27日晚，冲锋队队员通过戈林官邸中的隧道进入国会，放火焚烧国会大厦。纵火当晚，戈林即下令逮捕德共党员和反法西斯人士，查禁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报刊，封闭德共办事处。
希特勒利用“国会纵火案”控制全国的目的是暂时达到了，从1933年开始，德国开始了公开的战争准备。整个欧洲都笼罩在紧张不安的气氛中。
『伍』 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后制造“国会纵火案”的真实意图是 [ ] A．打击共产党势力 B．打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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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
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被选为德国总理，但他的纳粹党在议会中只占有32%的席位。他想实行魏玛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授权法》，授权法规定总理可以不通过议会自行制订规章以代替法律，可是授权法需要国会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员通过才能生效，在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上，只在1923年经济危机时启用一次。因此希特勒上台后立即要求总统解散议会，定于1933年3月5日进行重新选举。
当时德国共产党是议会中第二大党，占有17%的席位，并且坚决反对启动《授权法》。希特勒要想占有议会需要的多数，必须将共产党打下去，因此他大力宣传德国正处于共产党发动革命的关键时刻，只有启动《授权法》才能制止共产党发动革命，否则德国就会处于共产党的恐怖统治中。国会大厦纵火事件发生后，他立即宣称这是共产党发动革命的信号。
『柒』 希特勒策划“国会纵火案”有哪些意图
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一手策划了“国会纵火案”。这天晚上，纳粹党头目戈林指挥放火烧毁了国会大厦，然后诬陷共产党，造谣纵火者是荷兰共产党范·德·贝卢。当天晚上就逮捕了一万多名反法西斯战士，在以后的三四个月里，被捕人数达六七万人。在“纵火案”的第二天，希特勒内阁就通过法令，终止实行宪法中有关人身不可侵犯和言论、通讯、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条款，取消了工会和其他一切政党。纳粹党掌握了对每一个德国人随心所欲、生杀于夺的大权。
『捌』 国会纵火案到底谁干的
戈林，他自己说了。。
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德国将军弗兰茨·哈德尔宣誓书面供认：“在1942年元首生日午宴上，当大家谈论国会大厦的建筑和其艺术价值时，戈林大声说：‘只有我才最清楚国会纵火案，因为火是我放的。’他一边说一边拍自己的大腿”。
你说的荷兰共产党范·德尔·卢贝经过严刑拷打后，才承认国会大厦是他纵的火，目的是为了反对纳粹党。1934年1月10日，卢贝被处以死刑。但是1981年12月31日，西柏林法院正式推翻“国会纵火案”原判决，宣布这是一起错审、错判。
『玖』 二战中，国会纵火案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戈林比谁来得都早。他头上冒着汗，嘴里喘着气，兴奋得有点失常。他立即断定，这是共产党人干的。不用说，戈林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纳粹党就这样为大选排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后来，在1942年的一次宴会上，熊熊烈火在国会大厦燃起。在火光中，戈林露出了无比狰狞的面目。作为希特勒的帮凶，戈林为主子献上了一份丰厚的礼物。
自从1933年2月28日以来，即通过《国会纵火法》实行持续的紧急状态以来，诸如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就被取消了。
『拾』 国会纵火案是谁干的
希特勒 在1932年11月的德国选举后，希特勒出任政府总理，但纳粹党在选举中并未获得压倒多数，因而定于1933年3月5日举行新的选举。与此同时，P.J.戈培尔和H.戈林为陷害共产党和欺骗群众 ，制造舆论，策划了纵火阴谋。2月27日晚，冲锋队队员通过戈林官邸中的隧道进入国会，放火焚烧国会大厦。纵火当晚，戈林即下令逮捕德共党员和反法西斯人士，查禁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报刊，封闭德共办事处。 希特勒利用“国会纵火案”控制全国的目的是暂时达到了，从1933年开始，德国开始了公开的战争准备。整个欧洲都笼罩在紧张不安的气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