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国现代史中说的“右派”是什么意思
任何一个党派都不是铁板一块,因为其党员的政治倾向和价值取向不可能完全一样。其中偏向保守的一派是右派,偏向激进的是左派。或者这样说,左派的政治立场更倾向于人民大众的利益。
比如说,宋庆龄就是国民党的左派,因为她主张联共,相对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而言更加倾向于工农利益,所以在国民党内看来她就是左派。相反,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之所以为“右”,因为他们宣扬大日本帝国的军国主义传统,否认历史罪恶,背离人民的和平意愿,所以是右派。
当然,左派和右派都是内部矛盾,只不过是政见不同,没有到敌我矛盾的地步。
这里还涉及一个左倾、右倾和“左”倾的问题。左倾是正确的,是基于人民大众利益的,马雅可夫斯基曾写过《向左进行曲》。而右倾是错误的,比如1927年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在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的屠杀,他表现得很软弱,企图通过调和、谈判解决问题,实际上就是放弃中共对革命的领导权。中共是代表工农利益的,放弃中共对革命的领导权可以看作是背离工农利益,所以是右倾。“左”倾也是错误的,就是过于激进导致的。比如“文革”就是典型。当时中央错误地认为中国还有剥削阶级,剥削阶级就是损害人民利益,所以他们是右,要打倒他们。其实当时中国没有剥削阶级,中央的左是所谓的左,所以加引号,这种左根本就是错误的。
⑵ 大字报和小字报都是什么意思
大字报:大字报是张贴于墙壁的大字书写的墙报,是50s至70s末80s初的流行于中国的舆论发表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之一。大字报小字报都是宣传工具,都具有贬义。大字报是向大众广泛宣传,小字报是向某些要人揭露,就是打小报告。在六七十年代常被人用到。
⑶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里面的大鸣大放是什么意思
大鸣就是对问题敢于提出自己看法,大放就是敢提出不同的看法,两种看法通过大字报争取支持者,通过辩论一争雌雄。
⑷ 大鸣大放 大字报 大辩论象不象现在的论坛
形式像,但是本质不一样。首先,大字报的背后是连接着武斗和派别,每个大字报的目的都不单纯,希望达到自己的不甚光明的目的。往往伴随着批斗和阴谋。
现在的论坛有很多种类,相对成熟或者会员学术水平比较高的论坛,讨论虽然激烈,但不涉及人身攻击,更多的就事论事,对发展经济、解答疑惑、科技进步有很大帮助。
马克思主义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在经济快速发展,开倒车是没有前途的。
⑸ 大字报在中国的影响及表现急求啊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这20余年的时间里,大字报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大字报产生于何时?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农村推广大字报的好处时说:“中国自子产时就产生了大字报。”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人,如果是这样,大字报的历史可谓久矣。大字报的盛行,始于1957年那场后来被称为“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
北大:最早出现大字报
1958年5月19日清晨,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大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可惜,这张大字报在当时的报刊书籍中都没有登录下来,使我们今天无法知晓它的全文。接着,哲学系的龙英华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 随之,一张一张的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
大字报五颜六色,有红的、绿的,也有用旧报纸写的,形式也五花八门,短文、杂文、口号、对联、漫画,不一而足。
大字报与大跃进
在反右派斗争中,伴随大字报的广泛使用而产生的是大辩论;在大辩论中,大字报又常常被用来作为辩论的手段。加上在此之前出现的大鸣、大放,于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中被广泛使用。这样,人为地造成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和不稳定状态。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运动中的广泛使用,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工具”的大字报,在反右派运动中却成了反击右派“进攻”的武器,被最高领导人赞扬为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此后,在整改、“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得到了广泛使用。当时的宣传舆论工具也对大字报的功效一再推崇,在那个创造神话的年代制造出一件又一件滑稽的事来。
大字报与“文化大 革命”
“大跃进”运动之后,大字报曾一度沉寂了好几年的时间。然而,“文化大 革命”开始之后,自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大字报的狂飙再次席卷中国。个别人因为写了一张“革命”大字报而飞黄腾达、青云直上,而包括当时国家主席刘 少奇在内的许多人则被大字报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被打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所谓“文化大 革命”,同“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分不开的。“文化大 革命”为“四大”的使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而“四大”又使“文化大 革命”造成的动乱局面不断加剧。以大字报为中心的“四大”,不但没有发扬民主,反而使民主与法制都受到严重破坏,造成了全国范围的大动乱。
大字报表面上看来谁都可以使用,但事实绝非如此,且不说那些已被划出人民队伍之外的所谓“牛鬼蛇神”没有张贴大字报的权利,就是对“文化大 革命”有不同看法,对权倾一时的中 央文革小组稍有不满,或对有些掌了权的“造反”新贵有些看不惯,但还是位列于人民内部的人,一旦把自己的看法、不满用大字报表达出来,顷刻之间就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发配到了“地、富、反、坏、右”的行列中去了。在“文化大 革命”中,人民代表选出的堂堂国家主席,在受到诬陷的时候,贴出一份答辩的大字报,不是眨眼之间被撕成了碎片吗?
大字报的最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前者可以无中生有,断章取义,后者可以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不论哪一种功能,基本表现方式都是片面和不实之词,容不得被揭露、被批判者的申辩与反驳。所谓用大字报的方式开展大辩论,实则是大批判,大量的冤假错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文化大 革命”期间的大字报几乎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先是以语录开篇(当然是择其所需),接着写一通形势大好,然后笔锋一转,抓住被征讨者的只言片语,或断章取义,或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或牵强附会,再佐以“砸烂”、“横扫”等“革命”语言,随意上纲上线,任意口诛笔伐,欲置被征讨者于死地而后快,用当时的时髦语言说就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其永世不得翻身”。可以说“文化 大革命”导致了大字报的恶性发展,而大字报的恶性发展,又加剧了“文化大 革命”的大动乱局面。
大字报除了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破坏人民内部的团结外,很难起到什么好的作用。至于“文化大 革命”中那些直接受林 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指使的大字报,更是他们打倒老一辈革命家,实现其篡党夺权阴谋的工具。
大字报表面上是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实际上是利用群众,压制民主。大字报的盛行,与中国政治舞台上大刮“左”风是密不可分的。什么时候“左”倾厉害,什么时候大字报便行情猛涨;什么时候“左”的东西有所收敛,什么时候大字报便萧条不景气。一部大字报兴衰史,就是一部“左”病对中国的危害史。
诚然,在个别问题上,大字报发挥过积极作用,甚至在“文化大 革命”期间,大字报也曾被人们用作反对林 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的武器。但是,大字报作为所谓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四大”的最主要方式,从总体上讲,其消极和破坏作用,要远远大过它的积极作用。
到了1975年,大字报已成了强弩之末的时候,却被写进了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
对大字报的反思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对“文化大 革命”反思的深化,大字报的弊端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1980年1月中旬,在中 共 中 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做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在讲到“四大”问题时,他指出:“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 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 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 共 中 央正式作出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这年4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一个星期的会议中,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四大”的建议,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在发言中,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秀峰,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取消“四大”的四条理由:
一、宪法中已经明确写明“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这些规定保障了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而“四大”却相反,妨碍了公民应当得到的正当的民主权利。
二、把“四大”写进宪法中,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一些人打着“四大”的旗号,制造事端,向无产阶级进攻,妄图推翻的领导。
三、把“四大”写进宪法,会使一些人利用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不利于四化建设。
四、搞“四大”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从“文化大 革命”到“西 单墙”,一些坏人正是利用大字报泄露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参加会议的人大常委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赞同取消“四大”。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所谓“四大”的规定。
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宪法中,有关“四大”的条文彻底消失了。大字报终于成了历史的陈迹。
来源:《光明书摘》
⑹ 求“四大”的解释
基本解释(1).道家以道、天、地、人为四大。《老子》:“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按,王,当作“人”。说见 朱谦之 《老子校释》及 任继愈 《老子新译》。 (2).佛教以地、水、火、风为四大。认为四者分别包含坚、湿、暖、动四种性能,人身即由此构成。因亦用作人身的代称。 晋 慧远 《明报应论》:“夫四大之体,即地、水、火、风耳,结而成身,以为神宅。”《圆觉经》:“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谓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归於地;唾涕脓血、津液涎沫、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归於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晋书·艺术传·鸠摩罗什》:“ 罗什 未终少日,觉四大不悆……死於 长安 。” 清 李斗 《扬州画舫录·虹桥录上》:“六十年来一梦醒,飘然四大御风轻。” (3).古称大功、大名、大德、大权为四大。《晋书·忠义传·王豹》:“明公挟大功,抱大名,怀大德,执大权,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 (4). 北周 时 冀州 人戏称四种大物为四大。《北史·儒林传下·熊安生》:“ 道晖 好着高翅帽、大屐…… 冀州 人为之语曰:‘ 显公 钟, 宋公 鼓, 宗道晖 屐, 李洛姬 肚’谓之四大。 显公 ,沙门也; 宋公 , 安德 太守也; 洛姬 ,妇人也。” 英文翻译1.[简]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speaking out freely, airing views fully, holding great debates and writing big-character posters
⑺ 文革大字报是什么东东
大字报,是张贴于墙壁的大字书写的墙报,是5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流行于中国的舆论发表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之一。
大字报的最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前者可以无中生有,断章取义,后者可以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不论哪一种功能,基本表现方式都是片面和不实之词,容不得被揭露、被批判者的申辩与反驳。所谓用大字报的方式开展大辩论,实则是大批判,大量的冤假错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字报几乎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先是以语录开篇(当然是择其所需),接着写一通形势大好,然后笔锋一转,抓住被征讨者的只言片语,或断章取义,或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或牵强附会,再佐以“砸烂”、“横扫”等“革命”语言,随意上纲上线,任意口诛笔伐,欲置被征讨者于死地而后快,用当时的时髦语言说就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其永世不得翻身”。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导致了大字报的恶性发展,而大字报的恶性发展,又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局面。
大字报所产生的各种消极作用,除了其本身这种形式不足取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它被用来发动政治运动,进行政治斗争,成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而这种政治运动,又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发动起来的。正因为如此,大字报除了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破坏人民内部的团结外,很难起到什么好的作用。
大字报表面上是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实际上是利用群众,压制民主。大字报的盛行,与中国政治舞台上大刮“左”风是密不可分的。什么时候“左”病厉害,什么时候大字报便行情猛涨;什么时候“左”的东西有所收敛,什么时候大字报便萧条不景气。一部大字报兴衰史,就是一部“左”病对中国的危害史。
诚然,在个别问题上,大字报发挥过积极作用,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字报也曾被人们利用来作为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武器。但是,大字报作为所谓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四大”的最主要方式,从总体上讲,其消极和破坏作用,要远远大过它的积极作用。
⑻ 花为媒是1963年拍的右派是哪年定的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从此,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对于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反击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错误方法,不适当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把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少数党员干部等错划为“右派分子”,人数达55万(由网络提供)。
⑼ 手抄报和大字报的区别在哪儿什么是大字报
你好
手抄报是一种可传阅、可观赏、也可张贴的报纸的另一种形式。在学校,手抄报是第二课堂的一种很好的活动形式,和ppt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与ppt不同的是手抄报是纯手工的,只有一页纸,所以要合理安排内容。手抄报和黑板报一样,手抄报也是一种群众性的宣传工具。它就相当于缩小版的黑板报。
大字报,是张贴于墙壁的大字书写的墙报,是5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流行于中国的舆论发表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之一。大字报小字报都是宣传工具。大字报是向大众公开、广泛宣传的书面形式,小字报是向某些要人揭露,就是打小报告。在六七十年代常被人用到。
它们的年代不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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