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中国不高兴
有些观点正确：如中国应趁世界金融危机这一历史机遇竭全力引进外国人才和高科技。
论点一：在19世纪前世界霸主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结果都落后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征服整个美洲、亚洲以后，所有的天文级财富都集中在贵族手中，关键是他们没有把财富用于投资制造业而是把财富都用来向英国、法国等购买钻石、香料等奢侈品，结果N年后全部被英国法国干死，永世都不能翻身了。这相当于中国目前这个GDP达世界第三，但已成世界第一奢侈品大国的发展中国家有相当的意义。
论点二：1917年一战末，沙皇俄国被布尔什维克推翻，成立苏俄，退出一战。此时的俄罗斯还是一个极庞大的农奴制封建社会，与英、法、德远远不可匹敌，但是为什么20年后就能干死纳粹德意志呢（纳粹只用三个礼拜都平推掉了法兰西共和国）！？就是因为成立苏俄后，立即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更关键的是：此时苏俄趁随后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全力执行吸引外国人才的国策，使苏俄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既大又强的国家！后与美国匹敌，令全欧洲震惊。
中国目前鼓吹的所谓“投资美国”，都是只为了某些利益集团利益的御用学者的误国又误民的言论！中国如果想崛起请学美国和苏联;如果想现世奢侈但必会永世不得翻身，请学西班牙和葡萄牙。
这本书其他的观点，逻辑都很幼稚，思维相当感性，懒得评价。
❷ 中国人为什么总是不开心
现在中国人好像总是不快乐，学生抱怨作业多，白领抱怨工作累，妇女抱怨家务忙，官员抱怨应酬多，老人抱怨子女不回家......
究竟是什么，让中国人一脸愁容？
1、缺失信仰
为什么我们周围的黑人、墨西哥人靠领救济，甚至街头要钱度日却整天乐乐呵呵？为什么这么多华人有些人事事顺意，却仍然郁郁寡欢？
说到底是华人的思想意识出了问题。
现在中国人，抛弃了信仰，又没有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学，人生失去了方向，也就失去了驾驭快乐手段，导致很多人在幸福中选择了不快乐。我们每个人的快乐、烦恼和痛苦都不是因为事情的本身，而是我们看问题的观念和态度。就像弥尔顿说的：“意识本身可以把地狱造就成天堂，也能把天堂折腾成地狱。”
2、爱攀比
中国人的一生似乎都用来攀比。
孩子从小就被拿来和“别人家孩子”比较，比较成绩、能力、拿的奖状多还是少，以及考上的是不是名校。等毕业出来工作，又被比较工作够不够好、薪水优不优厚、福利多不多??长期置于父母对自己的要求和比较之下，久而久之，自己也就习惯性地养成攀比的习惯：我比不比别人优秀？我的吃穿用度比不比别人好??
攀比成习惯，自然不快乐。当人们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比别人更幸福时，快乐就要远离我们了。
3、对美好的事物不感动
“东风无一事，妆出万重花”。我们可能没有创造美的能力，但对于大自然创造的美，对于他人创造的美，我们是否去欣赏了呢？我们似乎总是脚步匆匆，对自然美、艺术美、心灵美、生活美、创造美，我们常常视而不见，浑然不觉。
学会欣赏，我们能感受到快乐的时刻将会多很多。
4、不懂得施舍也不愿意
宋代张商英说“乐莫乐于好善”，一个懂得付出而不是单单索要的人才会快乐。施舍不是富人的专利。向灾区捐赠几个亿是施舍，给陌生人一个微笑也是施舍。
姚明则说：“我做公益、做慈善的最终目的是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净化自己，使自己升华，到最后，得到帮助的是我自己，让我感觉到我对这个社会有用。”
5、单调与规律
中国人缺少生活的热情与娱乐，生活通常是按部就班。
学生的生活是三点一线，为了小升初、初升高和高考而活，人生单调得似乎只有学习和书本。职场人的生活也是上班、吃饭和睡觉，宝贵的周末时光仅用来休息也不够，而难得出去郊游或娱乐。也许到了老年，才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游玩，却是身体不争气，经不起四处出游、大吃大喝了。
6、焦虑无处不在
中国人也无时无刻不出在焦虑之中。焦虑社会不公、焦虑没钱没权、焦虑物价依然飙升、焦虑食品不安全、焦虑子女教育、焦虑环境污染??似乎总有焦虑不完的事。
但是，只有无忧无虑的人才会快乐。总在忧虑，哪有时间快乐？
7、给自己太大压力
中国文化一向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责任总会或多或少地赋予到中国人的身上，形成他们的压力。
中国人面对的压力非常多，工作的压力、成家的压力、抚养子女的压力、人际交往的压力等等，而在这些重压之下，他们忙得几乎没有时间去缓解这些压力，日积月累，这些压力带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不快乐，甚至伤及他们的健康。
8、不敢坚持做自己
妈妈的期望、爸爸的期望、姐姐的期望......
中国人被很多人期望着，从而不能坚持做自己。一个人要成为父母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儿子的好爸爸、朋友的好伙伴、同事的好搭档，唯独不能成为想要的自己，自己总和自己打架，自然也很难真正的快乐。
9、心灵的封闭
早在1979年，美国有个学者就写过一本书――《美国人心灵的封闭》，书中说美国人的心灵都关闭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年美国青年人没有了远大的理想，只是热衷于眼前繁华的物质世界，疲于奔命于琐碎的日常生活。
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是不是也将自己的心灵关闭了呢？
要知道，即使在最穷困、最危险的境地，只要你能打开心灵，也总是可以发现使自己快乐的东西。
❸ 转：说说我为什么不高兴（说出了很多中国现实）
熊培云梭罗说，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公民。以下是培云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专栏文章，随意列举了自己身处这个转型国家时的最真切感受，种种不高兴的理由。感兴趣的朋友，亦可随之补充。 思想国·21世纪评论据说在经济危机之下，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炫耀肌肉的时代了。国外媒体最近注意到中国的一个新变化：虽然中国业已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它还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并进行其首次太空行走，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会很快乐的，但中国高兴不起来。 与此相关的是，最近有几人合写了一本书，向世界宣告中国不高兴。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谈到今日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时局的思考过于封闭与偏执，与上世纪初的开放与包容精神相比可谓一代不如一代。我举的是胡适的例子。胡适那一代人虽然也知道中国要建立有兵的文化，但并不把中国之落后简单地归罪于国外势力或者帝国主义，而是首先从中国内部找原因。在胡适看来，那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是完成文化与制度上的改良，一方面要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另一方面要实施宪政这平常人的政治，以清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困扰中国几千年的五大祸害。 早在若干年前，龙应台先生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这篇文章中，龙先生说：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国家里，人是有权生气的。而且，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的话，明天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当说，不高兴是一项基本人权。问题在于，谁能代表中国不高兴？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组织，本身并无情绪。既然中国是无数中国人组成的，如果有情绪，有喜怒哀乐，那也是具体每个中国人的事。 不高兴派的确可以告诉大家自己很生气，但不要冒充中国。我在国外也经常见到一个人的示威，比如有一年在柏林的马路边上便看到一位中年男子举着个纸牌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显而易见，他只是代表自己。如果他自诩代表整个德国，代表所有德国人的意志，那他就已经是一个侵略者、一个意淫犯了。 细想下来，今日世界与中国让我不高兴的事还挺多，不妨略举数例：我的父母在乡下吃了一辈子共和国的苦和亏，被征了一辈子的皇粮国税剪刀差，到老年却没有社保，以至于我不得不像临时政府一样为他们尽责 不同在于我不向他们征税。为什么21世纪的中国仍要养儿防老而不能做到养政府防老？那么多的财政收入究竟要用到什么紧要地方？纳税人养政府，政府却不养纳税人。为此，我不高兴。 我回到乡下，看到村庄空空荡荡，道路坑坑洼洼，一片萧瑟景象。，家乡长了几百年的大树被掌权者贩卖。在那里，我真切地感受到故乡沦陷。地球是圆的，阳光只照耀城市。为此，我不高兴。 开车时，我看到三三两两的妇女抱着租来的孩子站在马路中间乞讨；不开车时，我看到司机从不知道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有时甚至将人撞飞。孙立平先生说，中国的危机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为此，我不高兴。在一个代议制国家，我的利益被人
❹ 中国人为什么总是不开心
国外辱华太多了，一个没有体育道德精神的人都逮不着，所以每次高兴不起来。
❺ 中国人为什么不开心
其实不光是中国人，不开心不分国籍。
最近情绪是不是很低落，心情很差，总是高兴不起来，做事情也没有动力和精力，脑子里还会老是想着一些事情，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脑子里老是想着这些事，好像脑子里有个小人在唠叨一样，停也停不下来，弄得自己很疲惫，还浪费了很多时间。
其实是人在抑郁情绪下经常会体验到的一种状态——“反刍思维”。
什么是反刍思维？
反刍思维就是当我们遇到外界的负性事件后，脑子里总会反复的思索这些事件带给我们的影响以及不良后果。我们还会一遍一遍问自己，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除了在脑中一遍一遍的过电影般的浮现那些令人痛苦、烦恼的画面之外，我们并没有采取行动去改变这种困境。
“反刍思维”这种思考方式很容易让人们产生愤怒、焦虑、担忧等负面情绪。而对于陷入抑郁情绪的人来说，反刍思维会让个体把精力放在那些痛苦的事情上，不断回忆不好的事情，相信自己采取一些措施也不会改变自身的情况，任凭自己坐在那里胡思乱想也不愿意起来去做一些事情。这种反刍性型的思考方式，反过来会加重个体的抑郁、愤怒、焦虑等不良情绪。
有时候我们明知道有些事情、有些人，多想也无益，但是它偏偏就像烦人的苍蝇，总是在身边飞来飞去，引起我们的注意。抑郁的人也知道自己这种无休止的思考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但由于这种思维已经自动化，有时候并不容易被发现和意识到。
心理学研究发现，抑郁个体会有负性的注意模式、记忆模式以及解释模式。也就是说，抑郁的人很容易关注外界负性的事件，而忽视掉那些好的事情。他们总是容易记住并回忆那些痛苦、烦闷的事情，并且倾向于把外界的某些场景和事情解释为对自己不利。
如何阻止自己的反刍思维？
把围绕你大脑中的问题用笔写下来
在陷入抑郁情绪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在脑中不断的浮现各种负性的画面，会抱怨、自责，还会找人倾诉心中的苦闷……这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于自己的情绪上，而不是问题本身。
此时，如果我们将自己所担心的事情以及对应的感受写下来，将其视觉化，这有助于整理我们的思维和情绪，并将两者分开来。这既可以避免头脑一团糟，又可以找到抑郁情绪的源头。
处理情绪和处理事情是两码事。我们需要将情绪和事情剥离开，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然后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就可以将情绪控制在合理范围，不至于影响处理事情时的思维和计划。
转移注意力
当我们在家里或是某个角落里反复思考一些糟心的事情，且折磨的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我们可以去做些让自己开心，能让自己换个环境的事情。尽管这时候你会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让自己从抑郁的泥潭中走出来。
这样做的目的是，换个环境、做些别的事情可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使自己暂时离开那些糟心的事情或场景。你会觉得这样有用吗？早晚还是要面对那些让人痛苦的事情。
的确，转移注意力并不会使我们遇到的问题自动化解。但是，注意力的转移可以使我们的大脑接受新的刺激，暂时得到休息，甚至心情会稍微好一些。当我们从一个环境转移至另外一个环境时，你所接触的人和事情，也许就会帮助你发现新的解决思路和灵感。
但是这个效果只是暂时的，如果不把根源找到写下来 并且解决它，它还是会时不时的窜出来折磨你。
寻求专业咨询师的支持
尽管你已经尝试了很多办法来缓解自己的情绪，比如找好朋友倾诉、旅游、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等等，但它们依然没有用。并且，那些负面情绪（抑郁、恐惧、烦躁等）、负性事件依然让你痛苦不堪，使你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才能让自己恢复如初。
那么说明你的心理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请尽快咨询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自己。他们会运用自己的心理学理论和技术，甚至医学知识来帮助你脱离这个“怪圈”。
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
❻ 白岩松 中国人为什么总是不高兴
【白岩松：中国人，你为什么总是不高兴？】
现在中国人好像总是不快乐，学生抱怨作业多，白领抱怨工作累，妇女抱怨家务忙，官员抱怨应酬多，老人抱怨子女不回家……
究竟是什么，让中国人一脸愁容？
1、缺失信仰
为什么我们周围的黑人、墨西哥人靠领救济，甚至街头要钱度日却整天乐乐呵呵？为什么这么多华人有些人事事顺意，却仍然郁郁寡欢？说到底是华人的思想意识出了问题。现在中国人，抛弃了信仰，又没有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学，人生失去了方向，也就失去了驾驭快乐手段，导致很多人在幸福中选择了不快乐。我们每个人的快乐、烦恼和痛苦都不是因为事情的本身，而是我们看问题的观念和态度。就像弥尔顿说的：“意识本身可以把地狱造就成天堂，也能把天堂折腾成地狱。”
没有信仰就容易把价值观建立在一些外在事物上，甚至是相互比较上，仰望别人的成功，感觉自己的卑微；仰望别人的幸福，慨叹自己的不幸；比较别人的得志，愤然自己的失意；比较别人的快乐，放大自己的苦痛。
2、爱攀比
中国人的一生似乎都用来攀比。孩子从小就被拿来和“别人家孩子”比较，比较成绩、能力、拿的奖状多还是少，以及考上的是不是名校。等毕业出来工作，又被比较工作够不够好、薪水优不优厚、福利多不多……长期置于父母对自己的要求和比较之下，久而久之，自己也就习惯性地养成攀比的习惯：我比不比别人优秀？我的吃穿用度比不比别人好……
攀比成习惯，自然不快乐。别人有了自己没有，于是要努力去拥有，拥有了如果能快乐固然好，最怕是拥有了之后发现别人又上了新的层次，从而又增烦恼。更别说有些东西是人穷尽一生都没办法拥有的。当人们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比别人更幸福时，快乐就要远离我们了。
3、对美好的事物不感动
“东风无一事，妆出万重花”。我们可能没有创造美的能力，但对于大自然创造的美，对于他人创造的美，我们是否去欣赏了呢？我们似乎总是脚步匆匆，对自然美、艺术美、心灵美、生活美、创造美，我们常常视而不见，浑然不觉。
如果我们能为了欣赏路边的美丽花朵而停一下匆忙的脚步，因为叶子随风摇曳飘落的美态而心头柔软，看到小孩纯真无邪的笑脸而心生喜悦……那么，我们能感受到快乐的时刻将会多很多。
4、不懂得施舍
宋代张商英说“乐莫乐于好善”，一个懂得付出而不是单单索要的人才会快乐。施舍不是富人的专利。向灾区捐赠几个亿是施舍，给陌生人一个微笑也是施舍。
“大嘴美女”姚晨担任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区代言人的第三个年头，过去三年，她先后到过菲律宾、泰国和埃塞俄比亚的难民营。她说：每当我背起背包，到世界各地，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也感到正能量回到了我身上，做上这份工作，有梦想成真的感觉。”
姚明则说：“我做公益、做慈善的最终目的是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净化自己，使自己升华，到最后，得到帮助的是我自己，让我感觉到我对这个社会有用。”
5、单调与规律
中国人缺少生活的热情与娱乐，生活通常是按部就班。学生的生活是三点一线，为了小升初、初升高和高考而活，人生单调得似乎只有学习和书本。职场人的生活也是上班、吃饭和睡觉，宝贵的周末时光仅用来休息也不够，而难得出去郊游或娱乐。也许到了老年，才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游玩，却是身体不争气，经不起四处出游、大吃大喝了。
为什么富士康在短短的时间内会发生多起“跳楼”事件？因为人不是灰色的蚂蚁，人生过分的单调和规律会使人失去快乐。
6、焦虑无处不在
中国人也无时无刻不出在焦虑之中。焦虑社会不公、焦虑没钱没权、焦虑物价依然飙升、焦虑食品不安全、焦虑子女教育、焦虑环境污染……似乎总有焦虑不完的事。但是，只有无忧无虑的人才会快乐。总在忧虑，哪有时间快乐？
7、压力太大
中国文化一向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责任总会或多或少地赋予到中国人的身上，形成他们的压力。中国人面对的压力非常多，工作的压力、成家的压力、抚养子女的压力、人际交往的压力等等，而在这些重压之下，他们忙得几乎没有时间去缓解这些压力，日积月累，这些压力带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不快乐，甚至伤及他们的健康。
8、不敢坚持做自己
妈妈的期望、爸爸的期望、姐姐的期望……
中国人被很多人期望着，从而不能坚持做自己。一个人要成为父母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儿子的好爸爸、朋友的好伙伴、同事的好搭档，唯独不能成为想要的自己，自己总和自己打架，自然也很难真正的快乐。
9、心灵的封闭
早在1979年，美国有个学者就写过一本书，(《美国人心灵的封闭》)，书中说美国人的心灵都关闭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年美国青年人没有了远大的理想，只是热衷于眼前繁华的物质世界，疲于奔命于琐碎的日常生活。
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是不是也将自己的心灵关闭了呢？要知道，即使在最穷困、最危险的境地，只要你能打开心灵，也总是可以发现使自己快乐的东西。
【源自网络】
❼ 为什么有人骂《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和作者
该书有些观点相当正确：如中国应趁世界金融危机这一历史机遇竭全力引进外国人才和高科技。
论点一：在19世纪前世界霸主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结果都落后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征服整个美洲、亚洲以后，所有的天文级财富都集中在贵族手中，关键是他们没有把财富用于投资制造业而是把财富都用来向英国、法国等购买钻石、香料等奢侈品，结果N年后全部被英国法国干死，永世都不能翻身了。这相当于中国目前这个GDP达世界第三，但已成世界第一奢侈品大国的发展中国家有相当的意义。
论点二：1917年一战末，沙皇俄国被布尔什维克推翻，成立苏俄，退出一战。此时的俄罗斯还是一个极庞大的农奴制封建社会，与英、法、德远远不可匹敌，但是为什么20年后就能干死纳粹德意志呢（纳粹只用三个礼拜都平推掉了法兰西共和国）！？就是因为成立苏俄后，立即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更关键的是：此时苏俄趁随后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全力执行吸引外国人才的国策，使苏俄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既大又强的国家！后与美国匹敌，令全欧洲震惊。
中国目前鼓吹的所谓“投资美国”，都是只为了某些利益集团利益的御用学者的误国又误民的言论！中国如果想崛起请学美国和苏联;如果想现世奢侈但必会永世不得翻身，请学西班牙和葡萄牙。
这本书其他的观点，逻辑都很幼稚，思维相当感性，懒得评价。
❽ 中国人不高兴，谁最高兴
时下，有一本名叫《中国不高兴》的书在媒体网络间争论得异常火爆，力挺这本书的人认为《中国不高兴》见证了中国人的血性，重拳打击了崇洋媚外者，并为目下贫弱猥琐、气息炎炎的中国打了一剂强心针，而质疑方认为这本书是脑残之作，是左棍的商业大杂烩，有大国意淫之嫌，是小国民心态的典型表现，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认为这本书鼓动了民族主义，打压了民主主义，故意煽动国民欺负外族人，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底线。 据说，《中国不高兴》是一部洋洋洒洒几十万言的大书，此书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要中国“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试图说服中国“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要有“尚武的精神”：“未来解放军的任务绝对不是现在说的国土防卫，而是应该跟着中国的核心经济利益走，中国核心经济利益到什么地方，解放军的力量就应该覆盖到什么地方”“如果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比作一个拳坛的话，我们近期中期目标就是打倒拳王，终极目标是打碎拳坛”。第三，要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抛弃“洋奴哲学”，对外输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第四，“要持剑经商”------以武力获取自己的商业利益；第五，要“有条件地与西方社会彻底决裂”。 尽管书中还谈到了很多诸如学术腐败、中国人过于宽容等时下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弊端，以及诸如金融危机，奥巴马救不了美国等国际话题，然纵观全书，此书的之重点在于谈论中国的外交政策与策略，旨在鼓吹重构中国的外交模式，力主将中国目前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更改为对外扩张的侵略政策：武力夺取世界资源，敲碎洋人的脑袋，让中国成为全世界的霸主！ 人不高兴，自然会生气。葛优在《天下无贼》中说：“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传说中的黎叔脾气劲暴，武功了得，擅使飞夺命飞刀，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故一旦惹恼了他老人家，轻则缺胳膊少腿，重则小命儿堪虞，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今某些中国人虽不具备黎叔那样的绝世武功，却养成了跟黎叔一样的暴脾气，一旦生起气来，后果同样令人难以想象，轻则武力洗脑，强灌自己的价值观；重则仗剑行商，武力霸占世界资源，推翻假想中的“拳坛”，敲碎别人的脑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尽管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饱受了外国列强的欺压和凌辱，然“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的行为模式并不能使国家真正强大与繁荣，也不能让国人真正摆脱惨遭欺凌与屈辱的厄运。 中华民族向来是一个酷爱和平的民族，“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向来是我国对外交往的根本方针和原则。“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是共和国对外的庄严承诺。事实证明：国家的崛起，人民的快乐与高兴是建立在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为共和国的发展与壮大赢来必须的时间和空间，这才是我国人民的根本福音！穷兵黩武，动辄炫耀并动用武力，只会给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将人民引向万劫不复的痛苦的深渊。 历史上凡贪得无厌、穷兵黩武之国，无不生灵涂炭，国破家亡，鲜有好结果者。君不见希特勒的四处称霸非但没有给德国带来福祉，反而彻底葬送了第三帝国，使柏林变成了一片废墟。隋炀帝的穷兵黩武，彻底颠覆了强大的大隋帝国，让雄心万丈的隋炀帝首身异处！“隋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今《中国不高兴》主张尚武精神，主张将军队覆盖到经济利益所向的地方，赤裸裸地企图发动非正义之战争，非但难以实现其占有更多更大资源的目的，只怕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落得个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悲惨命运。 《中国不高兴》并不能见证中国人的血性，只是一本莽撞而不负责任的书，甚至是一部祸国殃民的书（如果按此书鼓吹的方针实施的话），并非振奋国体的“强心针”，只是戕害国人的“三聚氰胺”（表面上提高点蛋白质含量而已），根本无法让中国人民高兴起来！ 耐人寻味的是，自19世纪末叶美国排华议案以来，一直阴魂不散、臭名昭著且屡遭世界正义之士驳斥的“中国威胁论”与这本《中国不高兴》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不高兴》事实上为这些“中国威胁论”者提供了大量鲜活的口实与炮弹，正中这些“中国威胁论”者的下怀，真正最为这本书感到高兴，甚至兴高采烈、欢呼雀跃的人，恐怕应该是这些持“中国威胁论”的海外敌对势力吧？或许这本书正是海外“中国威胁论”者与国内某些别有用心、利欲熏心者们暗中联手打造并精心策划的“佳作”与“奇书”吧？未可知也！
❾ 中国人到底高兴不高兴
高兴的少，不高兴的多，因为中国文化是先苦后乐，然而苦习惯了，就忘记了快乐。
❿ 中国要不要“不高兴”
《中国不高兴》的论调，当时确实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共鸣；即便在今天，它对某些人群依然有影响。那是因为，它表面上让这个躁动的时代得以渲泄之后的舒缓与安抚；它让多年累积叠加的愚昧与狂妄得以撸管式的意淫；但这种安抚或意淫无疑是危险的，特别是在一个非民主、非法治、非真正自由市场的转形中国家，它的危险来自于，权力可以任意以国家意志为理由，不断地侵害公民权益。
是的，这国可以不高兴，这国当然可以把不高兴说出来，但我个人认为，正如熊培云先生所说：“国家只是公民谋求幸福的工具，而工具并不具备情绪能力，这一点理应成为常识。”然而，一个人爱护一件工具尚可理解，但若是爱到把这个工具供奉起来烧香跪拜，还不停地感念、感谢、感恩戴德、感激涕零的话，那就是无药可救的奴才了。
人类社会已步入现代文明，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大谈什么子虚乌有的国家高兴或不高兴，而是应该让这个国家的公民也来说说，他们具体的那些不高兴……公民有这个义务，更有这个权利。公民，说吧！
健康的爱国，背后是有世界主义理想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把《中国不高兴》和13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两本书放在一起，很容易给人以“中国民族主义正在升温”的印象。
“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这是印在《中国可以说不》（下称《说不》）封底上的话，而2009年春天正被热议的《中国不高兴》（下称《不高兴》）则明确提出，中国应该有国际大目标，“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
这样的“英雄气概”似乎有些久违，而这正是作者希望呼唤的东西：“我们中国需要一群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集团。”
此书出版后，立即引发言辞激烈的舆论大战。有人说，此书是“勇敢的开拓者”，“帮我们找回曾经的尊严”；有人批评此书作者是“一帮胸无点墨的愤青”，“空谈”，“惟恐天下不乱”。
书的销量随着争议升温而水涨船高。3月24日，该书策划人、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小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半个月间，《不高兴》共销售19万册，已经超过了《说不》。
一种批评的声音说，《不高兴》是1个商人加5个文人粗制滥造的产物。前者是指张小波，后者除了王小东外，还有宋晓军、宋强、黄纪苏和刘仰。
这6人中，张小波和宋强是《说不》的作者；宋晓军是知名军事评论员，甚至有“当代广大军事迷之精神领袖”一称；王小东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黄纪苏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轰动一时的话剧《切·格瓦拉》编剧；刘仰的身份是“学者和资深媒体人”。
不可否认，《不高兴》无论在论据的充分或是思考的深度上，都超越了《说不》。他们希望刺激中国各界反思：在“崇洋”的道路上，我们是否已经走得太远？
这方面的检讨，《不高兴》中处处可见。书中提到，汶川大地震后唐家山堰塞湖排险的一幕让人们发现，中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发展，却连大型直升机都无法自己研制生产。“一个大国走一条依附型工业化道路是行不通的，”宋晓军建议，中国应当趁西方金融危机之际购买数控机床、发动机等技术，“可现在看看，有几个专家说‘抄底’的时候想到了这些东西？媒体上天天讨论的是应不应该买美国债券”。
王小东则借用一位搞航天技术的工程师的话说，我们现在发展科技最大的障碍，就在于一些精英被西方“吓破了胆”，认为科技是非常神秘的东西，中国人根本就搞不了。
《不高兴》的矛头所向，除了西方，还有那些偏好反思和批判中国传统的知识精英，王小东们称之为“逆向民族主义”---自我矮化，认为中华民族不如人。他们也用相当尖刻的言辞，着重清算了中国知识精英的平庸，被点名的甚至包括钱钟书、王朔、王小波等人。
面对“不高兴”引发的热烈争论，《瞭望东方周刊》与该书作者和持不同意见方分别进行了对话。
我们没有反对一切
---对话王小东、黄纪苏
西方该下岗出局了
《瞭望东方周刊》：是什么给了你们这么大的信心，认为中国可以领导世界？
黄纪苏：我比较喜欢这本书的副标题---“大时代、大目标和我们的内忧外患”。世界发展史，如果说在2008年以前，一切还不清楚的话，那么到2008年应该清楚了，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变局的时候。这对中国意味着挑战，也可能意味着机会。中国这么大块头，你一定要有大抱负。
西方领导世界500年了，现在出了那么大的问题，也该下岗出局了。我们没有说中国一定可以当世界领袖，但是可能性很大。这个使命不是一个小的国家和民族能够承担得了的。但是中国的精英和大众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瞭望东方周刊》：大家会问，中国凭什么当世界领袖？
王小东：我们没说今天就要当。外国人告诉我说，中国的精英集团没有视野，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提供一个视野。
黄纪苏：美国的精英就具有这种视野。有一篇文章说，30年前货币体制改成美元本位，与黄金脱钩，美国因此得了大便宜，相当于白坐车。但是美国的精英一直都在研究，如果有一天其他国家对此不满，不让他们白坐车了，怎么办。虽然，几十年来，世界没有什么反应，但是预案他们一直都在做。这就是远见和视野。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提出要“持剑经商”，这样的言论是否会加剧中国威胁论？
黄纪苏：我们老是担心是不是会打扰了西方人的午休，其实人家根本没有在意，倒是国内的人先替他们着急。
王小东：战术上可以潜伏，但是战略上没法潜伏，中国这么大个头，你怎么潜伏？潜伏只能是束缚了自己，而别人还都不信。
我们为什么被贴标签
《瞭望东方周刊》：《不高兴》剖析了中国的许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有人指出根本上应当通过改革内政来解决，而你们的路径却是指向国际。
王小东：我的观点是，当你拥有一个远大的国际目标之后，反而能够促进你内政的改革。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的书给外界一种感觉，你们是要反对西方的一切。其实西方是个笼统的概念，起码可以分为外交上的西方和内政上的西方，而你们对后者很少论及。
王小东：老实说我们对西方的内政很少说，当然说到金融危机的时候也作了一些分析，我认为他们的问题是由生活习惯导致的，养尊处优太久了。我并不认为金融危机跟美国的政治制度有什么关系，我们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没有提出过批评。
黄纪苏：我们没有反对一切。有人说美国民主制度是假的，我还专门反驳了一下。我不认为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用民主来形成制度化的监督，这是有效的。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一点上，看来你们与被你们批评的精英知识分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你们的真正分歧在哪里？
王小东：我们反对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主张民主，而是因为他们总是把民主跟民族主义对立起来，把民主自由和国家利益、民族情感对立起来。他们往往把西方的一些东西当作神明来对待，学习别人的长处没问题，从仿生学上，可能从苍蝇上也有可学的东西，但是不需要因此就把苍蝇敬若神明吧。
《瞭望东方周刊》：就是说你们希望破除对西方的迷信？
王小东：这么说又把我们简单化了，又有人该骂我们愤青了，我们说了很多，不光是破除对西方的迷信，对中国的迷信也要破除。
《瞭望东方周刊》：许多人尤其网民，将你们视为民族主义的旗手甚至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你们自己如何定位？
王小东：上回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记者的中国助手问我，儒家、马克思主义、西方，你总得靠一个吧，否则就不系统化了。我说我不靠行不行啊，我的系统化不用你操心。他不仅给你贴标签，而且就让你从三个当中挑。我看哪个也不合适啊。
黄纪苏：我的表述是，我们未来的文明一定是属于过去5000年的，但是一定也是容纳了刚过去100多年的东西的，其中也包括西方的东西。我专门说了，要警惕以一种倾向反对另外一种倾向。即使西方发生危机了，我们也不是说要对他们进行全盘否定。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你们仍然被贴了标签。
黄纪苏：我们的知识精英在思想方法上有个问题，喜欢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这是特别值得警惕的。■
他们比愤青更极端
---对话许纪霖
比网络上的愤青更幼稚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不高兴》一书引起了人们对于民族主义的新一轮关注，你如何评价这本书？
许纪霖：像《中国可以说不》一样，这是一本充满可疑的商业动机的畅销书，其生产过程，一开始就奔着畅销而去，语不惊人死不休，为吸引眼球搏出位。内中表达比网络愤青更极端。重要的不是它说了什么，而是它怎么说。理性是不会畅销的，而被文化工业支配的流行作品，典型的语言就是非理性的挑逗。我想，对这本书最严肃的态度就是任凭其自说自话，而去关注这本书背后中国近十年来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的蜕变。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蜕变是怎样的？
许纪霖：近年来特别是去年火炬传递事件之后，爱国主义狂飙兴起。爱国狂飙是怎么形成的？这十年来我一直追踪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发现从鸦片战争后至今的一个半世纪当中，民族主义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类型：第一种形态从1840年到1949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抵抗性的民族主义，这是一个文明大国近代落后挨打、受到屈辱所引起的反应。
第二种形态可以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从“五四”的文化保守主义一直到9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新儒学，都是对五四以后产生的全盘反传统的反弹，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更多地强调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积极价值，发掘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应该指出的是，文化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目标是不冲突的。他们思考得更多的是传统如何与现代性接轨。其背后依然有世界主义的情怀，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有正面的遗产可以作为现代性的本土资源。
不过，最近10年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其背景不再是被动的因屈辱而抵抗，而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之后，一种希望得到世界承认的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变化是，它从内在的文化诉求发展为外向的“承认的政治”。
这种新民族主义从精英到大众，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大的趋势。在知识界，这几年“施米特热” 长盛不衰，一个纳粹时期的德国桂冠法学家如今被一些知识分子奉若神明，断言政治就是“分清敌我”，呼吁中国要走向“政治成熟”，要成为一个拥有“最后决断权”的强势国家，从民族主义走向了国家主义。
而在大众层面，产生了相当普遍的“中国认同”的心理诉求。在使馆被炸、战机相撞、小泉参拜、火炬传递等几个突发性事件的刺激之下，演变为席卷神州乃至全球的爱国潮。
爱国主义本身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于在狂潮内部，沉渣泛起，出现了一种“勃起式的民族主义”。它既自大又自卑，像阿Q一样，缺乏自信，特别在意别人、尤其是比自己强的国家的脸色，索要一种莫明其妙的“不高兴”的权利。
如果说前两种民族主义还是以普遍性的现代性价值作为目标追求的话，那么如今这波民族主义却要打破世界主义，试图寻找一种另类的“现代性”方案。
多研究自身的制度和文化认同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如何评价这种民族主义，这与《中国不高兴》又有什么关系？
许纪霖：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要与不要的问题，有些自由主义者将之视为20世纪中国的“病灶”，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民族主义本身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不能抽象地否定它，核心问题是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它是一把双刃剑，法国、美国建国之初也形成了民族主义，它们是与自由民主传统相结合的。而德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起初的文化民族主义还比较健康，随后发展为政治民族主义，进一步蜕变为可怕的国家主义，最后导致法西斯主义。
中国在历史上没有现代的民族国家，只有“天下”和“王朝”。“民族国家”与“个人”是同时诞生的，而且关系密切，后来才发生了分离和紧张。民族主义的真正问题是：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文化和生活？我们要形成什么样的“我们”，什么样的“中国认同”？
从这里我们看到，民族的目标与民主的目标是不可分离的。但一些头脑简单的爱国愤青们，将民族主义的诉求与制度选择和文化认同割裂，只说爱国，而不问爱的是什么样的制度和文化，他们的国家认同，只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靠敌人的存在而形成“我们”。这种敌我分明的爱国，一旦敌人消失，“我们”便成为乌合之众，一盘散沙，于是不断地寻找敌人，制造敌人。
《中国不高兴》所流露出来的，就是这种粗鄙化的、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它主动迎合了社会层面中情绪化的东西，即在网络中极端的声音，但这种声音绝不代表中国的主流民意。而据我在大学里面对学生的了解，大学生虽然与以前相比爱国情绪高涨很多，但大多数还是比较理性，比如他们对蔡铭超的“拍而不买”式的爱国行为颇不以为然。但《中国不高兴》却试图通过对现代传媒的操控，将那些非理性的情绪制造成主流。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告诉我，他们并不反对那种普遍的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
许纪霖：态度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态度背后的理由是什么，你怎么理解自由民主的价值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西方的确很复杂，对内对外不一样，在对外事务上，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其次才是普遍的正义。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再抱有幻想。
问题是中国应该怎么样？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相信世界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强权就是一切，以中国的强权对抗西方的强权，还有一种是做负责任的大国。
所谓负责任，除了对国家利益负责之外，还要考虑对全球公认的正义原则负责。健康的爱国主义，背后是有世界主义理想的，强权之上还有正义。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我刚刚完成一个研究，用大量史料证明“五四”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运动，当年热血的“五四”青年们，具有广博的世界主义理想，《北京学生界宣言》中讲得很明白，他们争的不仅仅是国权，更是全球普遍的公理和正义。“五四”知识分子的胸怀何其之大，爱国青年们要继承的，应该是“五四”前辈传下来的这种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开放的民族主义。
《瞭望东方周刊》：可是火炬事件之所以引起民意的反弹，正是因为民众认为我们一心希望融入世界，而世界并没有拥抱我们。
许纪霖：什么是“世界”？西方就代表“世界”吗？即使是“西方”，谁又代表“西方”呢？为什么要将某国政府某时期某外交政策视为西方的整体呢？西方不是一个整体，不同的政府、媒体、学者与民众之间差异很大，我们可以就一些具体的不义行为表明我们的抗议，但没有必要将西方看作是一个与“我们”为敌的整体。就像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他们抗议美国扶助日本、苏军在东北的暴行，有着独立的“中国立场”，但绝不会整体反西方。
将中国与“西方”、与“世界”对立，如同大战风车的唐·吉珂德，不仅可笑，而且愚蠢。虚幻的“敌人”，所制造的只是虚幻的“我们”，而将形成“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忽略了。与其将精力放在外部去寻找敌人，不如创造一个开放的制度和舆论环境，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自由讨论、选择和建构共同的家园：什么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制度、文化和生活？什么既是“我们”的、又是全人类的中国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