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中國不高興
有些觀點正確：如中國應趁世界金融危機這一歷史機遇竭全力引進外國人才和高科技。
論點一：在19世紀前世界霸主是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結果都落後了，為什麼？因為他們征服整個美洲、亞洲以後，所有的天文級財富都集中在貴族手中，關鍵是他們沒有把財富用於投資製造業而是把財富都用來向英國、法國等購買鑽石、香料等奢侈品，結果N年後全部被英國法國乾死，永世都不能翻身了。這相當於中國目前這個GDP達世界第三，但已成世界第一奢侈品大國的發展中國家有相當的意義。
論點二：1917年一戰末，沙皇俄國被布爾什維克推翻，成立蘇俄，退出一戰。此時的俄羅斯還是一個極龐大的農奴制封建社會，與英、法、德遠遠不可匹敵，但是為什麼20年後就能乾死納粹德意志呢（納粹只用三個禮拜都平推掉了法蘭西共和國）！？就是因為成立蘇俄後，立即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更關鍵的是：此時蘇俄趁隨後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全力執行吸引外國人才的國策，使蘇俄在短時間內成為一個既大又強的國家！後與美國匹敵，令全歐洲震驚。
中國目前鼓吹的所謂「投資美國」，都是只為了某些利益集團利益的御用學者的誤國又誤民的言論！中國如果想崛起請學美國和蘇聯;如果想現世奢侈但必會永世不得翻身，請學西班牙和葡萄牙。
這本書其他的觀點，邏輯都很幼稚，思維相當感性，懶得評價。
❷ 中國人為什麼總是不開心
現在中國人好像總是不快樂，學生抱怨作業多，白領抱怨工作累，婦女抱怨家務忙，官員抱怨應酬多，老人抱怨子女不回家......
究竟是什麼，讓中國人一臉愁容？
1、缺失信仰
為什麼我們周圍的黑人、墨西哥人靠領救濟，甚至街頭要錢度日卻整天樂樂呵呵？為什麼這么多華人有些人事事順意，卻仍然鬱郁寡歡？
說到底是華人的思想意識出了問題。
現在中國人，拋棄了信仰，又沒有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學，人生失去了方向，也就失去了駕馭快樂手段，導致很多人在幸福中選擇了不快樂。我們每個人的快樂、煩惱和痛苦都不是因為事情的本身，而是我們看問題的觀念和態度。就像彌爾頓說的：「意識本身可以把地獄造就成天堂，也能把天堂折騰成地獄。」
2、愛攀比
中國人的一生似乎都用來攀比。
孩子從小就被拿來和「別人家孩子」比較，比較成績、能力、拿的獎狀多還是少，以及考上的是不是名校。等畢業出來工作，又被比較工作夠不夠好、薪水優不優厚、福利多不多??長期置於父母對自己的要求和比較之下，久而久之，自己也就習慣性地養成攀比的習慣：我比不比別人優秀？我的吃穿用度比不比別人好??
攀比成習慣，自然不快樂。當人們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比別人更幸福時，快樂就要遠離我們了。
3、對美好的事物不感動
「東風無一事，妝出萬重花」。我們可能沒有創造美的能力，但對於大自然創造的美，對於他人創造的美，我們是否去欣賞了呢？我們似乎總是腳步匆匆，對自然美、藝術美、心靈美、生活美、創造美，我們常常視而不見，渾然不覺。
學會欣賞，我們能感受到快樂的時刻將會多很多。
4、不懂得施捨也不願意
宋代張商英說「樂莫樂於好善」，一個懂得付出而不是單單索要的人才會快樂。施捨不是富人的專利。向災區捐贈幾個億是施捨，給陌生人一個微笑也是施捨。
姚明則說：「我做公益、做慈善的最終目的是在幫助別人的同時凈化自己，使自己升華，到最後，得到幫助的是我自己，讓我感覺到我對這個社會有用。」
5、單調與規律
中國人缺少生活的熱情與娛樂，生活通常是按部就班。
學生的生活是三點一線，為了小升初、初升高和高考而活，人生單調得似乎只有學習和書本。職場人的生活也是上班、吃飯和睡覺，寶貴的周末時光僅用來休息也不夠，而難得出去郊遊或娛樂。也許到了老年，才有大把的時間可以遊玩，卻是身體不爭氣，經不起四處出遊、大吃大喝了。
6、焦慮無處不在
中國人也無時無刻不出在焦慮之中。焦慮社會不公、焦慮沒錢沒權、焦慮物價依然飆升、焦慮食品不安全、焦慮子女教育、焦慮環境污染??似乎總有焦慮不完的事。
但是，只有無憂無慮的人才會快樂。總在憂慮，哪有時間快樂？
7、給自己太大壓力
中國文化一向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責任總會或多或少地賦予到中國人的身上，形成他們的壓力。
中國人面對的壓力非常多，工作的壓力、成家的壓力、撫養子女的壓力、人際交往的壓力等等，而在這些重壓之下，他們忙得幾乎沒有時間去緩解這些壓力，日積月累，這些壓力帶給中國人的不僅僅是不快樂，甚至傷及他們的健康。
8、不敢堅持做自己
媽媽的期望、爸爸的期望、姐姐的期望......
中國人被很多人期望著，從而不能堅持做自己。一個人要成為父母的好兒子、妻子的好丈夫、兒子的好爸爸、朋友的好夥伴、同事的好搭檔，唯獨不能成為想要的自己，自己總和自己打架，自然也很難真正的快樂。
9、心靈的封閉
早在1979年，美國有個學者就寫過一本書――《美國人心靈的封閉》，書中說美國人的心靈都關閉起來了，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當年美國青年人沒有了遠大的理想，只是熱衷於眼前繁華的物質世界，疲於奔命於瑣碎的日常生活。
今天的每一個中國人是不是也將自己的心靈關閉了呢？
要知道，即使在最窮困、最危險的境地，只要你能打開心靈，也總是可以發現使自己快樂的東西。
❸ 轉：說說我為什麼不高興（說出了很多中國現實）
熊培雲梭羅說，我們首先是人，然後才是公民。以下是培雲發表在《南方都市報》上的專欄文章，隨意列舉了自己身處這個轉型國家時的最真切感受，種種不高興的理由。感興趣的朋友，亦可隨之補充。 思想國·21世紀評論據說在經濟危機之下，世界已經進入一個炫耀肌肉的時代了。國外媒體最近注意到中國的一個新變化：雖然中國業已超過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它還成功舉辦了奧運會並進行其首次太空行走，大家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會很快樂的，但中國高興不起來。 與此相關的是，最近有幾人合寫了一本書，向世界宣告中國不高興。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談到今日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對時局的思考過於封閉與偏執，與上世紀初的開放與包容精神相比可謂一代不如一代。我舉的是胡適的例子。胡適那一代人雖然也知道中國要建立有兵的文化，但並不把中國之落後簡單地歸罪於國外勢力或者帝國主義，而是首先從中國內部找原因。在胡適看來，那個時代的當務之急是完成文化與制度上的改良，一方面要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另一方面要實施憲政這平常人的政治，以清除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這困擾中國幾千年的五大禍害。 早在若干年前，龍應台先生寫過一篇流傳很廣的文章《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在這篇文章中，龍先生說：在一個法治上軌道的國家裡，人是有權生氣的。而且，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大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的話，明天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種、有良心，你現在就去告訴你的公僕立法委員、告訴衛生署、告訴環保局：你受夠了，你很生氣！你一定要很大聲地說。 當說，不高興是一項基本人權。問題在於，誰能代表中國不高興？眾所周知，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組織，本身並無情緒。既然中國是無數中國人組成的，如果有情緒，有喜怒哀樂，那也是具體每個中國人的事。 不高興派的確可以告訴大家自己很生氣，但不要冒充中國。我在國外也經常見到一個人的示威，比如有一年在柏林的馬路邊上便看到一位中年男子舉著個紙牌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顯而易見，他只是代表自己。如果他自詡代表整個德國，代表所有德國人的意志，那他就已經是一個侵略者、一個意淫犯了。 細想下來，今日世界與中國讓我不高興的事還挺多，不妨略舉數例：我的父母在鄉下吃了一輩子共和國的苦和虧，被征了一輩子的皇糧國稅剪刀差，到老年卻沒有社保，以至於我不得不像臨時政府一樣為他們盡責 不同在於我不向他們征稅。為什麼21世紀的中國仍要養兒防老而不能做到養政府防老？那麼多的財政收入究竟要用到什麼緊要地方？納稅人養政府，政府卻不養納稅人。為此，我不高興。 我回到鄉下，看到村莊空空盪盪，道路坑坑窪窪，一片蕭瑟景象。，家鄉長了幾百年的大樹被掌權者販賣。在那裡，我真切地感受到故鄉淪陷。地球是圓的，陽光只照耀城市。為此，我不高興。 開車時，我看到三三兩兩的婦女抱著租來的孩子站在馬路中間乞討；不開車時，我看到司機從不知道禮讓斑馬線上的行人，有時甚至將人撞飛。孫立平先生說，中國的危機不是社會動盪，而是社會潰敗。為此，我不高興。在一個代議制國家，我的利益被人
❹ 中國人為什麼總是不開心
國外辱華太多了，一個沒有體育道德精神的人都逮不著，所以每次高興不起來。
❺ 中國人為什麼不開心
其實不光是中國人，不開心不分國籍。
最近情緒是不是很低落，心情很差，總是高興不起來，做事情也沒有動力和精力，腦子里還會老是想著一些事情，但又不知道該怎麼辦。尤其是腦子里老是想著這些事，好像腦子里有個小人在嘮叨一樣，停也停不下來，弄得自己很疲憊，還浪費了很多時間。
其實是人在抑鬱情緒下經常會體驗到的一種狀態——「反芻思維」。
什麼是反芻思維？
反芻思維就是當我們遇到外界的負性事件後，腦子里總會反復的思索這些事件帶給我們的影響以及不良後果。我們還會一遍一遍問自己，為什麼這些事情會發生在自己的身上。除了在腦中一遍一遍的過電影般的浮現那些令人痛苦、煩惱的畫面之外，我們並沒有採取行動去改變這種困境。
「反芻思維」這種思考方式很容易讓人們產生憤怒、焦慮、擔憂等負面情緒。而對於陷入抑鬱情緒的人來說，反芻思維會讓個體把精力放在那些痛苦的事情上，不斷回憶不好的事情，相信自己採取一些措施也不會改變自身的情況，任憑自己坐在那裡胡思亂想也不願意起來去做一些事情。這種反芻性型的思考方式，反過來會加重個體的抑鬱、憤怒、焦慮等不良情緒。
有時候我們明知道有些事情、有些人，多想也無益，但是它偏偏就像煩人的蒼蠅，總是在身邊飛來飛去，引起我們的注意。抑鬱的人也知道自己這種無休止的思考並不利於問題的解決，但由於這種思維已經自動化，有時候並不容易被發現和意識到。
心理學研究發現，抑鬱個體會有負性的注意模式、記憶模式以及解釋模式。也就是說，抑鬱的人很容易關注外界負性的事件，而忽視掉那些好的事情。他們總是容易記住並回憶那些痛苦、煩悶的事情，並且傾向於把外界的某些場景和事情解釋為對自己不利。
如何阻止自己的反芻思維？
把圍繞你大腦中的問題用筆寫下來
在陷入抑鬱情緒的時候，我們通常會在腦中不斷的浮現各種負性的畫面，會抱怨、自責，還會找人傾訴心中的苦悶……這時候，我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於自己的情緒上，而不是問題本身。
此時，如果我們將自己所擔心的事情以及對應的感受寫下來，將其視覺化，這有助於整理我們的思維和情緒，並將兩者分開來。這既可以避免頭腦一團糟，又可以找到抑鬱情緒的源頭。
處理情緒和處理事情是兩碼事。我們需要將情緒和事情剝離開，先處理好自己的情緒，然後在處理事情的時候，就可以將情緒控制在合理范圍，不至於影響處理事情時的思維和計劃。
轉移注意力
當我們在家裡或是某個角落裡反復思考一些糟心的事情，且折磨的睡不好覺吃不好飯，我們可以去做些讓自己開心，能讓自己換個環境的事情。盡管這時候你會認為，沒有什麼事情會讓自己從抑鬱的泥潭中走出來。
這樣做的目的是，換個環境、做些別的事情可以轉移自己的注意力，使自己暫時離開那些糟心的事情或場景。你會覺得這樣有用嗎？早晚還是要面對那些讓人痛苦的事情。
的確，轉移注意力並不會使我們遇到的問題自動化解。但是，注意力的轉移可以使我們的大腦接受新的刺激，暫時得到休息，甚至心情會稍微好一些。當我們從一個環境轉移至另外一個環境時，你所接觸的人和事情，也許就會幫助你發現新的解決思路和靈感。
但是這個效果只是暫時的，如果不把根源找到寫下來 並且解決它，它還是會時不時的竄出來折磨你。
尋求專業咨詢師的支持
盡管你已經嘗試了很多辦法來緩解自己的情緒，比如找好朋友傾訴、旅遊、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問題等等，但它們依然沒有用。並且，那些負面情緒（抑鬱、恐懼、煩躁等）、負性事件依然讓你痛苦不堪，使你不知道該如何去做才能讓自己恢復如初。
那麼說明你的心理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了，請盡快咨詢專業的心理咨詢師來幫助自己。他們會運用自己的心理學理論和技術，甚至醫學知識來幫助你脫離這個「怪圈」。
願你三冬暖，願你春不寒。。。
❻ 白岩松 中國人為什麼總是不高興
【白岩松：中國人，你為什麼總是不高興？】
現在中國人好像總是不快樂，學生抱怨作業多，白領抱怨工作累，婦女抱怨家務忙，官員抱怨應酬多，老人抱怨子女不回家……
究竟是什麼，讓中國人一臉愁容？
1、缺失信仰
為什麼我們周圍的黑人、墨西哥人靠領救濟，甚至街頭要錢度日卻整天樂樂呵呵？為什麼這么多華人有些人事事順意，卻仍然鬱郁寡歡？說到底是華人的思想意識出了問題。現在中國人，拋棄了信仰，又沒有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學，人生失去了方向，也就失去了駕馭快樂手段，導致很多人在幸福中選擇了不快樂。我們每個人的快樂、煩惱和痛苦都不是因為事情的本身，而是我們看問題的觀念和態度。就像彌爾頓說的：「意識本身可以把地獄造就成天堂，也能把天堂折騰成地獄。」
沒有信仰就容易把價值觀建立在一些外在事物上，甚至是相互比較上，仰望別人的成功，感覺自己的卑微；仰望別人的幸福，慨嘆自己的不幸；比較別人的得志，憤然自己的失意；比較別人的快樂，放大自己的苦痛。
2、愛攀比
中國人的一生似乎都用來攀比。孩子從小就被拿來和「別人家孩子」比較，比較成績、能力、拿的獎狀多還是少，以及考上的是不是名校。等畢業出來工作，又被比較工作夠不夠好、薪水優不優厚、福利多不多……長期置於父母對自己的要求和比較之下，久而久之，自己也就習慣性地養成攀比的習慣：我比不比別人優秀？我的吃穿用度比不比別人好……
攀比成習慣，自然不快樂。別人有了自己沒有，於是要努力去擁有，擁有了如果能快樂固然好，最怕是擁有了之後發現別人又上了新的層次，從而又增煩惱。更別說有些東西是人窮盡一生都沒辦法擁有的。當人們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比別人更幸福時，快樂就要遠離我們了。
3、對美好的事物不感動
「東風無一事，妝出萬重花」。我們可能沒有創造美的能力，但對於大自然創造的美，對於他人創造的美，我們是否去欣賞了呢？我們似乎總是腳步匆匆，對自然美、藝術美、心靈美、生活美、創造美，我們常常視而不見，渾然不覺。
如果我們能為了欣賞路邊的美麗花朵而停一下匆忙的腳步，因為葉子隨風搖曳飄落的美態而心頭柔軟，看到小孩純真無邪的笑臉而心生喜悅……那麼，我們能感受到快樂的時刻將會多很多。
4、不懂得施捨
宋代張商英說「樂莫樂於好善」，一個懂得付出而不是單單索要的人才會快樂。施捨不是富人的專利。向災區捐贈幾個億是施捨，給陌生人一個微笑也是施捨。
「大嘴美女」姚晨擔任聯合國難民署中國區代言人的第三個年頭，過去三年，她先後到過菲律賓、泰國和衣索比亞的難民營。她說：每當我背起背包，到世界各地，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也感到正能量回到了我身上，做上這份工作，有夢想成真的感覺。」
姚明則說：「我做公益、做慈善的最終目的是在幫助別人的同時凈化自己，使自己升華，到最後，得到幫助的是我自己，讓我感覺到我對這個社會有用。」
5、單調與規律
中國人缺少生活的熱情與娛樂，生活通常是按部就班。學生的生活是三點一線，為了小升初、初升高和高考而活，人生單調得似乎只有學習和書本。職場人的生活也是上班、吃飯和睡覺，寶貴的周末時光僅用來休息也不夠，而難得出去郊遊或娛樂。也許到了老年，才有大把的時間可以遊玩，卻是身體不爭氣，經不起四處出遊、大吃大喝了。
為什麼富士康在短短的時間內會發生多起「跳樓」事件？因為人不是灰色的螞蟻，人生過分的單調和規律會使人失去快樂。
6、焦慮無處不在
中國人也無時無刻不出在焦慮之中。焦慮社會不公、焦慮沒錢沒權、焦慮物價依然飆升、焦慮食品不安全、焦慮子女教育、焦慮環境污染……似乎總有焦慮不完的事。但是，只有無憂無慮的人才會快樂。總在憂慮，哪有時間快樂？
7、壓力太大
中國文化一向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責任總會或多或少地賦予到中國人的身上，形成他們的壓力。中國人面對的壓力非常多，工作的壓力、成家的壓力、撫養子女的壓力、人際交往的壓力等等，而在這些重壓之下，他們忙得幾乎沒有時間去緩解這些壓力，日積月累，這些壓力帶給中國人的不僅僅是不快樂，甚至傷及他們的健康。
8、不敢堅持做自己
媽媽的期望、爸爸的期望、姐姐的期望……
中國人被很多人期望著，從而不能堅持做自己。一個人要成為父母的好兒子、妻子的好丈夫、兒子的好爸爸、朋友的好夥伴、同事的好搭檔，唯獨不能成為想要的自己，自己總和自己打架，自然也很難真正的快樂。
9、心靈的封閉
早在1979年，美國有個學者就寫過一本書，(《美國人心靈的封閉》)，書中說美國人的心靈都關閉起來了，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當年美國青年人沒有了遠大的理想，只是熱衷於眼前繁華的物質世界，疲於奔命於瑣碎的日常生活。
今天的每一個中國人是不是也將自己的心靈關閉了呢？要知道，即使在最窮困、最危險的境地，只要你能打開心靈，也總是可以發現使自己快樂的東西。
【源自網路】
❼ 為什麼有人罵《中國不高興》這本書和作者
該書有些觀點相當正確：如中國應趁世界金融危機這一歷史機遇竭全力引進外國人才和高科技。
論點一：在19世紀前世界霸主是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結果都落後了，為什麼？因為他們征服整個美洲、亞洲以後，所有的天文級財富都集中在貴族手中，關鍵是他們沒有把財富用於投資製造業而是把財富都用來向英國、法國等購買鑽石、香料等奢侈品，結果N年後全部被英國法國乾死，永世都不能翻身了。這相當於中國目前這個GDP達世界第三，但已成世界第一奢侈品大國的發展中國家有相當的意義。
論點二：1917年一戰末，沙皇俄國被布爾什維克推翻，成立蘇俄，退出一戰。此時的俄羅斯還是一個極龐大的農奴制封建社會，與英、法、德遠遠不可匹敵，但是為什麼20年後就能乾死納粹德意志呢（納粹只用三個禮拜都平推掉了法蘭西共和國）！？就是因為成立蘇俄後，立即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更關鍵的是：此時蘇俄趁隨後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全力執行吸引外國人才的國策，使蘇俄在短時間內成為一個既大又強的國家！後與美國匹敵，令全歐洲震驚。
中國目前鼓吹的所謂「投資美國」，都是只為了某些利益集團利益的御用學者的誤國又誤民的言論！中國如果想崛起請學美國和蘇聯;如果想現世奢侈但必會永世不得翻身，請學西班牙和葡萄牙。
這本書其他的觀點，邏輯都很幼稚，思維相當感性，懶得評價。
❽ 中國人不高興，誰最高興
時下，有一本名叫《中國不高興》的書在媒體網路間爭論得異常火爆，力挺這本書的人認為《中國不高興》見證了中國人的血性，重拳打擊了崇洋媚外者，並為目下貧弱猥瑣、氣息炎炎的中國打了一劑強心針，而質疑方認為這本書是腦殘之作，是左棍的商業大雜燴，有大國意淫之嫌，是小國民心態的典型表現，著名社會學家李銀河女士認為這本書鼓動了民族主義，打壓了民主主義，故意煽動國民欺負外族人，超越了民族主義的底線。 據說，《中國不高興》是一部洋洋灑灑幾十萬言的大書，此書的主要觀點是： 第一，要中國「在這個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試圖說服中國「管理比現在中國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資源」，要有「尚武的精神」：「未來解放軍的任務絕對不是現在說的國土防衛，而是應該跟著中國的核心經濟利益走，中國核心經濟利益到什麼地方，解放軍的力量就應該覆蓋到什麼地方」「如果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比作一個拳壇的話，我們近期中期目標就是打倒拳王，終極目標是打碎拳壇」。第三，要提高中國的軟實力，拋棄「洋奴哲學」，對外輸出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第四，「要持劍經商」------以武力獲取自己的商業利益；第五，要「有條件地與西方社會徹底決裂」。 盡管書中還談到了很多諸如學術腐敗、中國人過於寬容等時下中國社會所存在的弊端，以及諸如金融危機，奧巴馬救不了美國等國際話題，然縱觀全書，此書的之重點在於談論中國的外交政策與策略，旨在鼓吹重構中國的外交模式，力主將中國目前的和平共處的外交方針更改為對外擴張的侵略政策：武力奪取世界資源，敲碎洋人的腦袋，讓中國成為全世界的霸主！ 人不高興，自然會生氣。葛優在《天下無賊》中說：「黎叔很生氣，後果很嚴重！」傳說中的黎叔脾氣勁暴，武功了得，擅使飛奪命飛刀，於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故一旦惹惱了他老人家，輕則缺胳膊少腿，重則小命兒堪虞，可不是鬧著玩兒的！今某些中國人雖不具備黎叔那樣的絕世武功，卻養成了跟黎叔一樣的暴脾氣，一旦生起氣來，後果同樣令人難以想像，輕則武力洗腦，強灌自己的價值觀；重則仗劍行商，武力霸佔世界資源，推翻假想中的「拳壇」，敲碎別人的腦袋！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盡管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來積貧積弱的中華民族飽受了外國列強的欺壓和凌辱，然「以其人之道，還之其人之身」的行為模式並不能使國家真正強大與繁榮，也不能讓國人真正擺脫慘遭欺凌與屈辱的厄運。 中華民族向來是一個酷愛和平的民族，「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向來是我國對外交往的根本方針和原則。「我們永遠不稱霸，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是共和國對外的庄嚴承諾。事實證明：國家的崛起，人民的快樂與高興是建立在國家富強，人民安居樂業的基礎之上的，只有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才能為共和國的發展與壯大贏來必須的時間和空間，這才是我國人民的根本福音！窮兵黷武，動輒炫耀並動用武力，只會給國家帶來深重的災難，將人民引向萬劫不復的痛苦的深淵。 歷史上凡貪得無厭、窮兵黷武之國，無不生靈塗炭，國破家亡，鮮有好結果者。君不見希特勒的四處稱霸非但沒有給德國帶來福祉，反而徹底葬送了第三帝國，使柏林變成了一片廢墟。隋煬帝的窮兵黷武，徹底顛覆了強大的大隋帝國，讓雄心萬丈的隋煬帝首身異處！「隋人無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矣！」今《中國不高興》主張尚武精神，主張將軍隊覆蓋到經濟利益所向的地方，赤裸裸地企圖發動非正義之戰爭，非但難以實現其佔有更多更大資源的目的，只怕會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落得個山河破碎，國破家亡的悲慘命運。 《中國不高興》並不能見證中國人的血性，只是一本莽撞而不負責任的書，甚至是一部禍國殃民的書（如果按此書鼓吹的方針實施的話），並非振奮國體的「強心針」，只是戕害國人的「三聚氰胺」（表面上提高點蛋白質含量而已），根本無法讓中國人民高興起來！ 耐人尋味的是，自19世紀末葉美國排華議案以來，一直陰魂不散、臭名昭著且屢遭世界正義之士駁斥的「中國威脅論」與這本《中國不高興》頗有異曲同工之處，《中國不高興》事實上為這些「中國威脅論」者提供了大量鮮活的口實與炮彈，正中這些「中國威脅論」者的下懷，真正最為這本書感到高興，甚至興高采烈、歡呼雀躍的人，恐怕應該是這些持「中國威脅論」的海外敵對勢力吧？或許這本書正是海外「中國威脅論」者與國內某些別有用心、利慾熏心者們暗中聯手打造並精心策劃的「佳作」與「奇書」吧？未可知也！
❾ 中國人到底高興不高興
高興的少，不高興的多，因為中國文化是先苦後樂，然而苦習慣了，就忘記了快樂。
❿ 中國要不要「不高興」
《中國不高興》的論調，當時確實產生了不小的社會共鳴；即便在今天，它對某些人群依然有影響。那是因為，它表面上讓這個躁動的時代得以渲泄之後的舒緩與安撫；它讓多年累積疊加的愚昧與狂妄得以擼管式的意淫；但這種安撫或意淫無疑是危險的，特別是在一個非民主、非法治、非真正自由市場的轉形中國家，它的危險來自於，權力可以任意以國家意志為理由，不斷地侵害公民權益。
是的，這國可以不高興，這國當然可以把不高興說出來，但我個人認為，正如熊培雲先生所說：「國家只是公民謀求幸福的工具，而工具並不具備情緒能力，這一點理應成為常識。」然而，一個人愛護一件工具尚可理解，但若是愛到把這個工具供奉起來燒香跪拜，還不停地感念、感謝、感恩戴德、感激涕零的話，那就是無葯可救的奴才了。
人類社會已步入現代文明，重要的已經不再是大談什麼子虛烏有的國家高興或不高興，而是應該讓這個國家的公民也來說說，他們具體的那些不高興……公民有這個義務，更有這個權利。公民，說吧！
健康的愛國，背後是有世界主義理想的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舒泰峰 | 北京報道
把《中國不高興》和13年前的《中國可以說不》兩本書放在一起，很容易給人以「中國民族主義正在升溫」的印象。
「中國誰也不想領導，中國只想領導自己」---這是印在《中國可以說不》（下稱《說不》）封底上的話，而2009年春天正被熱議的《中國不高興》（下稱《不高興》）則明確提出，中國應該有國際大目標，「第一是要在這個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現在中國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資源，給世界人民帶來福祉」。
這樣的「英雄氣概」似乎有些久違，而這正是作者希望呼喚的東西：「我們中國需要一群英雄，一個真正的英雄集團。」
此書出版後，立即引發言辭激烈的輿論大戰。有人說，此書是「勇敢的開拓者」，「幫我們找回曾經的尊嚴」；有人批評此書作者是「一幫胸無點墨的憤青」，「空談」，「惟恐天下不亂」。
書的銷量隨著爭議升溫而水漲船高。3月24日，該書策劃人、北京共和聯動圖書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小波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半個月間，《不高興》共銷售19萬冊，已經超過了《說不》。
一種批評的聲音說，《不高興》是1個商人加5個文人粗製濫造的產物。前者是指張小波，後者除了王小東外，還有宋曉軍、宋強、黃紀蘇和劉仰。
這6人中，張小波和宋強是《說不》的作者；宋曉軍是知名軍事評論員，甚至有「當代廣大軍事迷之精神領袖」一稱；王小東為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黃紀蘇是《國際社會科學雜志》副主編，轟動一時的話劇《切·格瓦拉》編劇；劉仰的身份是「學者和資深媒體人」。
不可否認，《不高興》無論在論據的充分或是思考的深度上，都超越了《說不》。他們希望刺激中國各界反思：在「崇洋」的道路上，我們是否已經走得太遠？
這方面的檢討，《不高興》中處處可見。書中提到，汶川大地震後唐家山堰塞湖排險的一幕讓人們發現，中國經濟連續多年高速發展，卻連大型直升機都無法自己研製生產。「一個大國走一條依附型工業化道路是行不通的，」宋曉軍建議，中國應當趁西方金融危機之際購買數控機床、發動機等技術，「可現在看看，有幾個專家說『抄底』的時候想到了這些東西？媒體上天天討論的是應不應該買美國債券」。
王小東則借用一位搞航天技術的工程師的話說，我們現在發展科技最大的障礙，就在於一些精英被西方「嚇破了膽」，認為科技是非常神秘的東西，中國人根本就搞不了。
《不高興》的矛頭所向，除了西方，還有那些偏好反思和批判中國傳統的知識精英，王小東們稱之為「逆向民族主義」---自我矮化，認為中華民族不如人。他們也用相當尖刻的言辭，著重清算了中國知識精英的平庸，被點名的甚至包括錢鍾書、王朔、王小波等人。
面對「不高興」引發的熱烈爭論，《瞭望東方周刊》與該書作者和持不同意見方分別進行了對話。
我們沒有反對一切
---對話王小東、黃紀蘇
西方該下崗出局了
《瞭望東方周刊》：是什麼給了你們這么大的信心，認為中國可以領導世界？
黃紀蘇：我比較喜歡這本書的副標題---「大時代、大目標和我們的內憂外患」。世界發展史，如果說在2008年以前，一切還不清楚的話，那麼到2008年應該清楚了，世界進入了一個大變局的時候。這對中國意味著挑戰，也可能意味著機會。中國這么大塊頭，你一定要有大抱負。
西方領導世界500年了，現在出了那麼大的問題，也該下崗出局了。我們沒有說中國一定可以當世界領袖，但是可能性很大。這個使命不是一個小的國家和民族能夠承擔得了的。但是中國的精英和大眾並沒有做好這個准備。
《瞭望東方周刊》：大家會問，中國憑什麼當世界領袖？
王小東：我們沒說今天就要當。外國人告訴我說，中國的精英集團沒有視野，我覺得我們必須要提供一個視野。
黃紀蘇：美國的精英就具有這種視野。有一篇文章說，30年前貨幣體制改成美元本位，與黃金脫鉤，美國因此得了大便宜，相當於白坐車。但是美國的精英一直都在研究，如果有一天其他國家對此不滿，不讓他們白坐車了，怎麼辦。雖然，幾十年來，世界沒有什麼反應，但是預案他們一直都在做。這就是遠見和視野。
《瞭望東方周刊》：你們提出要「持劍經商」，這樣的言論是否會加劇中國威脅論？
黃紀蘇：我們老是擔心是不是會打擾了西方人的午休，其實人家根本沒有在意，倒是國內的人先替他們著急。
王小東：戰術上可以潛伏，但是戰略上沒法潛伏，中國這么大個頭，你怎麼潛伏？潛伏只能是束縛了自己，而別人還都不信。
我們為什麼被貼標簽
《瞭望東方周刊》：《不高興》剖析了中國的許多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有人指出根本上應當通過改革內政來解決，而你們的路徑卻是指向國際。
王小東：我的觀點是，當你擁有一個遠大的國際目標之後，反而能夠促進你內政的改革。
《瞭望東方周刊》：你們的書給外界一種感覺，你們是要反對西方的一切。其實西方是個籠統的概念，起碼可以分為外交上的西方和內政上的西方，而你們對後者很少論及。
王小東：老實說我們對西方的內政很少說，當然說到金融危機的時候也作了一些分析，我認為他們的問題是由生活習慣導致的，養尊處優太久了。我並不認為金融危機跟美國的政治制度有什麼關系，我們對美國的民主制度也沒有提出過批評。
黃紀蘇：我們沒有反對一切。有人說美國民主制度是假的，我還專門反駁了一下。我不認為民主能解決一切問題，但是用民主來形成制度化的監督，這是有效的。
《瞭望東方周刊》：在這一點上，看來你們與被你們批評的精英知識分子並沒有本質的區別，你們的真正分歧在哪裡？
王小東：我們反對他們不是因為他們主張民主，而是因為他們總是把民主跟民族主義對立起來，把民主自由和國家利益、民族情感對立起來。他們往往把西方的一些東西當作神明來對待，學習別人的長處沒問題，從仿生學上，可能從蒼蠅上也有可學的東西，但是不需要因此就把蒼蠅敬若神明吧。
《瞭望東方周刊》：就是說你們希望破除對西方的迷信？
王小東：這么說又把我們簡單化了，又有人該罵我們憤青了，我們說了很多，不光是破除對西方的迷信，對中國的迷信也要破除。
《瞭望東方周刊》：許多人尤其網民，將你們視為民族主義的旗手甚至是極端民族主義者，你們自己如何定位？
王小東：上回英國《經濟學家》雜志記者的中國助手問我，儒家、馬克思主義、西方，你總得靠一個吧，否則就不系統化了。我說我不靠行不行啊，我的系統化不用你操心。他不僅給你貼標簽，而且就讓你從三個當中挑。我看哪個也不合適啊。
黃紀蘇：我的表述是，我們未來的文明一定是屬於過去5000年的，但是一定也是容納了剛過去100多年的東西的，其中也包括西方的東西。我專門說了，要警惕以一種傾向反對另外一種傾向。即使西方發生危機了，我們也不是說要對他們進行全盤否定。
《瞭望東方周刊》：但是你們仍然被貼了標簽。
黃紀蘇：我們的知識精英在思想方法上有個問題，喜歡搞二元對立，非此即彼，這是特別值得警惕的。■
他們比憤青更極端
---對話許紀霖
比網路上的憤青更幼稚
《瞭望東方周刊》：《中國不高興》一書引起了人們對於民族主義的新一輪關注，你如何評價這本書？
許紀霖：像《中國可以說不》一樣，這是一本充滿可疑的商業動機的暢銷書，其生產過程，一開始就奔著暢銷而去，語不驚人死不休，為吸引眼球搏出位。內中表達比網路憤青更極端。重要的不是它說了什麼，而是它怎麼說。理性是不會暢銷的，而被文化工業支配的流行作品，典型的語言就是非理性的挑逗。我想，對這本書最嚴肅的態度就是任憑其自說自話，而去關注這本書背後中國近十年來社會思潮和社會心理的蛻變。
《瞭望東方周刊》：這個蛻變是怎樣的？
許紀霖：近年來特別是去年火炬傳遞事件之後，愛國主義狂飆興起。愛國狂飆是怎麼形成的？這十年來我一直追蹤中國歷史和現實中的民族主義思潮，發現從鴉片戰爭後至今的一個半世紀當中，民族主義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類型：第一種形態從1840年到1949年，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抵抗性的民族主義，這是一個文明大國近代落後挨打、受到屈辱所引起的反應。
第二種形態可以稱之為文化民族主義。從「五四」的文化保守主義一直到90年代以來的國學熱、新儒學，都是對五四以後產生的全盤反傳統的反彈，這種文化民族主義更多地強調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積極價值，發掘民族自身的文化認同。應該指出的是，文化民族主義與現代性目標是不沖突的。他們思考得更多的是傳統如何與現代性接軌。其背後依然有世界主義的情懷，認為中國文化傳統之中有正面的遺產可以作為現代性的本土資源。
不過，最近10年間出現了一種新的民族主義，其背景不再是被動的因屈辱而抵抗，而是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強國之後，一種希望得到世界承認的民族主義。最重要的變化是，它從內在的文化訴求發展為外向的「承認的政治」。
這種新民族主義從精英到大眾，形成了一種非常強大的趨勢。在知識界，這幾年「施米特熱」 長盛不衰，一個納粹時期的德國桂冠法學家如今被一些知識分子奉若神明，斷言政治就是「分清敵我」，呼籲中國要走向「政治成熟」，要成為一個擁有「最後決斷權」的強勢國家，從民族主義走向了國家主義。
而在大眾層面，產生了相當普遍的「中國認同」的心理訴求。在使館被炸、戰機相撞、小泉參拜、火炬傳遞等幾個突發性事件的刺激之下，演變為席捲神州乃至全球的愛國潮。
愛國主義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問題在於在狂潮內部，沉渣泛起，出現了一種「勃起式的民族主義」。它既自大又自卑，像阿Q一樣，缺乏自信，特別在意別人、尤其是比自己強的國家的臉色，索要一種莫明其妙的「不高興」的權利。
如果說前兩種民族主義還是以普遍性的現代性價值作為目標追求的話，那麼如今這波民族主義卻要打破世界主義，試圖尋找一種另類的「現代性」方案。
多研究自身的制度和文化認同
《瞭望東方周刊》：那麼如何評價這種民族主義，這與《中國不高興》又有什麼關系？
許紀霖：民族主義不是一個要與不要的問題，有些自由主義者將之視為20世紀中國的「病灶」，我不同意這個看法。民族主義本身是現代性的內在要求，不能抽象地否定它，核心問題是要什麼樣的民族主義。它是一把雙刃劍，法國、美國建國之初也形成了民族主義，它們是與自由民主傳統相結合的。而德國近代的民族主義，起初的文化民族主義還比較健康，隨後發展為政治民族主義，進一步蛻變為可怕的國家主義，最後導致法西斯主義。
中國在歷史上沒有現代的民族國家，只有「天下」和「王朝」。「民族國家」與「個人」是同時誕生的，而且關系密切，後來才發生了分離和緊張。民族主義的真正問題是：我們要選擇什麼樣的制度、文化和生活？我們要形成什麼樣的「我們」，什麼樣的「中國認同」？
從這里我們看到，民族的目標與民主的目標是不可分離的。但一些頭腦簡單的愛國憤青們，將民族主義的訴求與制度選擇和文化認同割裂，只說愛國，而不問愛的是什麼樣的制度和文化，他們的國家認同，只需要一個外部的敵人，靠敵人的存在而形成「我們」。這種敵我分明的愛國，一旦敵人消失，「我們」便成為烏合之眾，一盤散沙，於是不斷地尋找敵人，製造敵人。
《中國不高興》所流露出來的，就是這種粗鄙化的、排他性的民族主義。它主動迎合了社會層面中情緒化的東西，即在網路中極端的聲音，但這種聲音絕不代表中國的主流民意。而據我在大學裡面對學生的了解，大學生雖然與以前相比愛國情緒高漲很多，但大多數還是比較理性，比如他們對蔡銘超的「拍而不買」式的愛國行為頗不以為然。但《中國不高興》卻試圖通過對現代傳媒的操控，將那些非理性的情緒製造成主流。
《瞭望東方周刊》：但是《中國不高興》的作者告訴我，他們並不反對那種普遍的民主自由的價值理念。
許紀霖：態度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態度背後的理由是什麼，你怎麼理解自由民主的價值與國家利益的關系。西方的確很復雜，對內對外不一樣，在對外事務上，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國家利益，其次才是普遍的正義。對於這一點我們不再抱有幻想。
問題是中國應該怎麼樣？有兩種態度，一種是相信世界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強權就是一切，以中國的強權對抗西方的強權，還有一種是做負責任的大國。
所謂負責任，除了對國家利益負責之外，還要考慮對全球公認的正義原則負責。健康的愛國主義，背後是有世界主義理想的，強權之上還有正義。
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我剛剛完成一個研究，用大量史料證明「五四」不是一個簡單的愛國運動，當年熱血的「五四」青年們，具有廣博的世界主義理想，《北京學生界宣言》中講得很明白，他們爭的不僅僅是國權，更是全球普遍的公理和正義。「五四」知識分子的胸懷何其之大，愛國青年們要繼承的，應該是「五四」前輩傳下來的這種具有世界主義情懷的開放的民族主義。
《瞭望東方周刊》：可是火炬事件之所以引起民意的反彈，正是因為民眾認為我們一心希望融入世界，而世界並沒有擁抱我們。
許紀霖：什麼是「世界」？西方就代表「世界」嗎？即使是「西方」，誰又代表「西方」呢？為什麼要將某國政府某時期某外交政策視為西方的整體呢？西方不是一個整體，不同的政府、媒體、學者與民眾之間差異很大，我們可以就一些具體的不義行為表明我們的抗議，但沒有必要將西方看作是一個與「我們」為敵的整體。就像上世紀40年代的中國自由主義者，他們抗議美國扶助日本、蘇軍在東北的暴行，有著獨立的「中國立場」，但絕不會整體反西方。
將中國與「西方」、與「世界」對立，如同大戰風車的唐·吉珂德，不僅可笑，而且愚蠢。虛幻的「敵人」，所製造的只是虛幻的「我們」，而將形成「我們」所面臨的真正問題忽略了。與其將精力放在外部去尋找敵人，不如創造一個開放的制度和輿論環境，讓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自由討論、選擇和建構共同的家園：什麼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制度、文化和生活？什麼既是「我們」的、又是全人類的中國現代性？